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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雪松
在中国3G牌照发放前夜，有关新的电信运营商重组方案正在舆论界的争吵中慢慢酝酿，新重组方案也许会在不久之后公之于众。目前，关注的焦点更多依然执著于细节，比如，3G牌照发放的时间和数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电信运营商合并重组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式，是“六合三”还是“四合二”等等。
事实上，在关心市场变化细节的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拆分和重组后，中国电信业改革已逐步步入深水区，3G牌照与新的运营商重组不仅引发电信市场的新一轮洗牌，更关键在于它决定了未来几年中国电信业发展的路径与方向。
从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开始，中国电信改革一幕幕地拉开。十多年来，正如前国家计委2002年12月公布的中国电信拆分方案时所强调的——继续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电信业监管，电信产业破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改革主旨一直没有改变。而经过引入联通、电信南北分拆，电信产业良性竞争格局已经初步显现，电信改革市场化的方向已是不可逆转。
此前，中国电信改革大的路径选择依然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对于西方化市场模型的一种复制与借鉴。比如，对于英国双寡头的电信格局，以及美国长话、市话分离的高度拆分的分散自由竞争模式，从电信改革的具体行动上看，决策层都曾经在考察比较后导入。
而另一方面，当前电信格局的形成无疑也是多年来多方利益均衡博弈的结果。政府以及与之联系紧密的大型国企(包括几大运营商、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终端手机制造商)、在香港和纳斯达克通过证券市场投资于中国电信业的西方财团、跨国电信制造商和运营商，这些利益主体无疑都会在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电信重组中，或明或暗地施加自己的影响。
新一轮的电信重组方案无疑又将是各方利益达成妥协的产物。中国3G牌照的发放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更多原因在于其为各方如何分配利益、各方未来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一个讨价还价的平台。
如何发放3G牌照，以及如何对于运营商进行更有效的合并与整合，这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制度安排的技术性考验，事实上却是对决策层的一个智慧挑战。一方面，新的重组方案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不至于过度倾斜于某一个利益集团；另一方面，还需要从长远考量中国电信产业在市场化框架下的健康发展，力促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最优到次优的解决方案。
这的确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工作。比如，如何发挥一个庞大的电信应用和消费市场的整体影响力，与高通等电信技术专利持有者进行谈判，让中国自己掌握未来电信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以及如何恰当扶持中国自有电信技术标准(TD-SCDMA)，而不是一味倾斜呵护，使其最终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长大，在未来市场格局中谋得一席之地。
尽管电信改革进程复杂而艰难，但仍需警惕的是借改革之名出现的管制回潮和堂而皇之的行政干预。此前，中国电信改革更多在市场化的轨道上前行无疑是一个共识，但不可否认，一些非市场化的行政手段和政府不恰当干预也偶有发生。比如，不久前发生的几大运营商高层换班，决策层有着规范几家国有电信运营商，使其逐步步入良性竞争的良好意愿，但由于在执行上没有与市场、公众做出事前沟通，政府之手干预市场的行为就显得突兀而过于坚硬。
事实上，通过引入有效竞争，运营商重组海外上市，中国的大型国有电信运营商无疑已初步建立了与国际资本市场相对接的公司治理结构。这对于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革意义非同寻常。但要协调整个产业的发展，仅仅是单个公司的海外上市融资和公司治理显然远远不够。要保障电信产业的市场化属性不受侵扰，电信改革依照有序、健康的路径前行，必须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以及规范电信业走向良性竞争的现代监管体系。在这个层面，中国的近邻韩国电信产业几年来的增长裂变，以及印度IT服务产业的高速崛起，都给予了我们足够的警示和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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