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圆明园

　　本报记者 房煜 北京报道

　　4月13日上午，国家环保总局二楼会议厅内，“圆明园综合整治工程环境”影响听证会即将开始，一位女士仍抱着一摞名为“书面证言”的材料四处发放，材料的内容是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清华大学教授李楯的发言稿。李?教授明确提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应报请国务院启动官员问责，追究与圆明园违法在湖底铺设防渗膜事件相关官员的责任。”

　　此前，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争议四起。为此，国家环保总局决定举行总局历史上首次公开听证会，以更多了解事件全貌及各方反应。

　　争议

　　为了使听证会顺利进行，主持人在听证会一开始首先明确了听证事项：第一，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定位问题。圆明园遗址公园应以什么功能为主？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还是以旅游、娱乐为主？第二，在北京普遍缺水的情况下如何节水？是否需要恢复山型水系？是否要搞1800亩水面，保持1.2-1.5米的水深，开设游船等水上娱乐项目？第三，防渗工程、铺膜是否是惟一的或最佳的选择，对地下水的生态是否有影响？第四，湖边湖底铺膜对水生生态与周边陆生生态是否有影响？第五，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遗产在这一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是否应该进行人工铺膜？

　　听证会开始后，三十几位参会代表依次发言，争论的核心始终集中在是否有必要铺防渗膜，其后果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

　　圆明园管理处的代表重点介绍了实施防渗膜工程的理由——缺水。“缺水成为了妨碍圆明园系统的主要矛盾，供水的严重不足和圆明园自身的渗漏，致使生态环境逐年恶化，大量的动植物消失灭亡，动植物品种逐年减少。”这位工作人员强调，防渗工程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制定出的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指出，圆明园水渗漏严重，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对湖底进行防渗处理。

　　反对者则列举了防渗膜的危害。地球宏观环境教育中心李皓认为，防渗膜的应用和可能带来的问题有：危害湿地植物根系发育，使植物生长不良，甚至不能生长，这对水质净化极为不利；防渗膜在水域环境中的老化碎裂，会给湿地土壤带来无法清除的塑料污染。北京大学崔海亭教授则认为，防渗膜伤害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他认为，原有的水文系统是：一部分水形成径流，汇入湖塘，另一部分渗入土中，滋润草木，河湖水系也浸润着岸上的植被。湖水受来水和地下水补给，同时有一部分下渗给浅层地下水。这一过程又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丰欠而互动。

　　听上去，双方的出发点似乎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但对实施这一工程的看法却截然相反。

　　对于因为严重缺水才不得不铺防渗膜的说法，多名发言者根据自己对圆明园的调查提出了质疑。市民代表甘成发说：“圆明园这么缺水，我不理解为什么西区大量砍伐已经生长了一百多年的原生植被。我这里拍了一些照片，这是在圆明园砍树之前，我连着好几天到圆明园去看，我亲眼看到工人在砍树……圆明园砍树之后要种人工草坪，要种花草，要种景观树，这些需要大量的耗水。所以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针对这一问题，原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杨振铎解释说，被砍的都是死树，并直言：“有的专家可能没去圆明园看过。”

　　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说：“有人说我没有去过圆明园，那我把我调查的结果给大家看一下。”俞孔坚教授展示了大量他拍摄的图片资料，并以此来证明砍掉的并非都是死树。

　　圆明园管理处的代表在发言中还提到：“由于缺水，使开放区内游船经常无法正常营运，游人反应强烈，多次投诉。”这一说法引起了自然之友代表薛野的注意，他说：“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圆明园需要多少水？需要保持多少水量？我认为最大的冲突是要不要做商业开发，这个问题圆明园管理处回避了。”

　　甘肃省植物协会副理事长张正春，被国家环保总局称为首先发现防渗膜事件的人，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说：“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所有争论都是立足点问题，是立足于整体考虑还是从局部或者从各自的利益来考虑。今天既然是公众听证会，就应该从公众的利益角度来考虑。”

　　程序

　　在听证会开始的发言中，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开听证会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他还指出：“公众参与不是政府部门的施舍，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也是社会民主的切入点。”

　　但也有人就是为了这个听证会的形式本身而来。北京市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斌是参会的73名代表中惟一的一位法律工作者，他同时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志愿者。

　　“我更关注程序问题。”他对记者说，在他看来，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同样重要，一个好的制度形式可以使以后类似的问题得到同样“有效率”的解决。

　　早在今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就邀请李?教授到总局作了“依法执政与公众参与”专题讲座，李?告诉记者，他曾对如何完善听证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 从听证会举办信息的发布到听证陈述人的报名截止日期，从听证陈述人书面证言及其他与听证会相关的资料的公布到听证会的举行，必须留有充足时间，以使人们，特别是利益相关的人们能够知晓和有所准备；应保证不同利益和主张的人群都有代表参加；当利益和主张不同的报名人均为多数时，应保证不同利益和主张的人群的代表人数相等；听证会由利益无涉的法律职业者主持，分问题由主张不同的人在各自的“书面证言”的基础上做5分钟陈述后，由听证主持人提问，然后由其他参与决策的听证人提问，等等。

　　在这次听证会上，就规定了参加听证会的人员有就听证事项进行陈述、申辩和举证的权利，并有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员询问的义务。

　　但是，由于首次举办听证会，一些规定好的制度并没有真正被实施。许多人在旁听别人发言时，想提问或申辩，但由于发言人太多，会期一再延长，主持人无法安排申辩或询问的时间。

　　“我们中国人爱开会但不太会开会。”李楯打趣说，他认为，在西方一些国家，开听证会确实是没有程序上的严格要求的，因此我们在引进听证会制度，开听证会时随意性也比较大。但是，西方国家的法治传统远比我们深厚，不能因为人家的随意我们也随意，仍应使听证制度进一步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