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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磊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企业史”的作者，基本上是在各个媒体供职的记者、编辑。“在中国，许多大企业、大老板都给自己树碑立传，许多有名气的记者都给大企业树碑立传。”一名财经媒体的记者说，小记者给企业写消息，大记者给企业写传记，这已经成为财经媒体的一道景观。
或许正是“热销”的缘故，企业书为许多出版社所青睐。记者从中信出版社得到的消息是，《环球企业家》杂志记者吴阿仑所著的《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刚刚印刷完毕。此外，下个月，这家出版社还将有“一堆”关于企业的书要出版。
有人羡慕这些能拿到高额版税收入的记者，有人虔诚地捧着这一本又一本企业史，但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说，记者和作家一定要爱惜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声誉。他说，西方的记者，连企业的饭都不敢吃，更何况给企业树碑立传。
“我相信没人会请我，但即使有人请，我也不敢去写。”曾有过多年记者经历的展江博士说，记者、作家的职业属于公共领域，一旦与资本亲密接触，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出让了。他说，企业是利益集团，以赢利为目标，与他们过于亲密，有悖于记者和作家的独立立场。
系统研究过西方新闻史的展江博士介绍，在西方，记者、作家揭露一个企业或财团的发家史，是主流，但为企业树碑立传则是极其罕见的。他奉劝国内的记者、作家，面对企业的邀请，一定要慎之又慎。“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导致了传媒的再封建化。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以至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这是展江博士在不久前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
徐泓是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在她的印象里，西方的优秀记者比较多的是写人物传记，或者揭开一些问题企业的丑闻，“我没看到过西方的所谓企业史”。“人家的人物传记绝不是光荣榜。”徐泓说，国内也有许多记者写人物传记，但大多是应景之作。
在徐泓看来，国内现在涌现出一大批记者、作家操作的企业史，是不正常现象。首先，中国的企业发展时间还不长，远远没到总结的时候。其次，现有的企业书基本上都是一些企业的“光荣史”，而不是对企业进行客观、深刻的解剖。许多企业书都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写发展史，缺乏独立客观的立场。但她认为《联想风云》值得一读，作者的功力比较深厚，视野比较开阔。
徐泓从两个层面对现有企业书的客观性进行了分析。
其一，现有的企业书大多消息源过于单一，许多只采访了企业的几个创业者。她认为，一本有价值的企业书，必须有多个信源，不能只采访企业一家，或者只采访与这家企业有利益关联的人和组织。“中国企业的发展太复杂了，信息源单一就很难客观地表现一家企业”。
其二，现有的企业书大多都是仓促成书，太单薄了。徐泓说，目前许多企业书都是在这家企业成立多少周年或发生较大事件时出版的。从书的内容看，成书时间非常仓促。从出版时机看，则直接为企业公关服务。
在徐泓主持的北京大学财经新闻研究中心，每年都有10名左右的优秀财经记者到设在这里的财经班接受培训。“我不会鼓励学生去给企业树碑立传。当然，如果是一家快要破产的企业，倒可以解剖一下。”徐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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