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力排名标准之惑：数据采样与时间差

　　本报记者 施平 发自绍兴

　　再过12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倪鹏飞，将前往加拿大，参加在渥太华大学举行的“城市竞争力研讨会”，并借此机会与全球第一位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学者、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彼得教授进行当面交流。

　　倪鹏飞是《2005年城市综合竞争力蓝皮书》的幕后主要成员。“我刚刚还接到某个社会机构的电话，想与我进行带有商业目的的合作，这让我很烦。”他在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科技部为城市竞争力调查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地方政府部门介入。”

　　《2005年城市综合竞争力蓝皮书》于今年3月中旬出台，这一被称为纯粹学术研究的成果，在引发媒体关注之余，正遭受着对其出炉过程及背景的质疑。

　　一年前的数据和一年后的问卷调查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调研课题，和每一个绍兴人都有关。”这是绍兴文理学院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单辉走进每一家企业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2004年最后一个月，单辉对绍兴刨江工业区的40多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他和30余位同学手持的问卷内容，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居民问卷着重考察市民的商业精神、守法程度及对政府的信任度；专家问卷从宏观层面考察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完善程度，问题更显专业性；企业问卷则侧重考察企业经营环境的诸多细节。

　　此次调查共形成400多份有效问卷，问卷的答案被汇总到统一的表格中，形成量化指标。

　　这个宏大的学术工程源于一个朋友间的托付。2004年下半年，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生效收到倪鹏飞的一封电子邮件。后者在信中力邀李生效参与城市竞争力调查。

　　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三次合作。而参与合作的也不只绍兴文理学院，倪鹏飞共组织联络了全国主要城市龙头大学的经济学院或研究部门，在这个学术网络下，全国有1万余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调查工作。

　　2004年底，全国50个城市(200个城市中，进行问卷调查的只有50个)的问卷调查答案相继传到倪鹏飞处，他和助手们再把这些答案及国家权威部布的2003年经济统计数据一并输入到由南开大学开发的一套分析软件中，城市排名就这样出炉了。

　　从中不难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2003年的统计数据和2004年底的问卷调查，前者是一年前的数据，后者是第二年人们的主观认识，那这个城市竞争力排名反映出的情况究竟属于哪一年？

　　倪鹏飞说：“中国城市的统计年鉴在2004年5月才出版，我们的数据来源于此。客观统计和主观认识在时间上的确不统一，但国外的调查也是如此。所以就笼统地称之为‘2005’蓝皮书。”

　　业内质疑：数据真实性

　　2005年3月17日，倪鹏飞等人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社科院的组织下，以“2005中国城市竞争力研讨会”的名义向媒体公布，引起一阵关注。

　　广州某报评论称：为广州排名第三而感到欣慰，并力推广州的开放与自由。北京综合竞争力由去年的第二降至第四，制度竞争力排名43位，北京某报则直陈北京“受官本位思想影响”。郑州综合竞争力排名比去年下降9个名次，位列第50名，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两位专家在当地报纸指出郑州工业落后的现状。

　　依照经济学家樊纲先生的见解，城市竞争力指标的设置与评分指向，本质上在于帮助各地政府客观认识自己的施政成绩、调校相关的治理思路。

　　某些排名靠后的城市，其政府部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除了表现出对排名的不关注外，并未对排名的调查方式的科学性产生质疑。

　　只是业内却不乏质疑之声。设在香港特区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下称“研究会”)在2004年12月也发布了一个城市竞争力报告，在排名中加进了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和中国澳门。该机构已经连续三次发布此类报告。

　　研究会总经理范俊飞说：“不加入香港等三个城市的排名是不完整的，而且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本身也值得怀疑。”

　　范俊飞承认研究会也参考了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但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参与数据的搜集。另外，工作人员还会打电话给某个城市的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这样取得的答案会更直接。

　　倪鹏飞对上述质疑的解释是内地与香港等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能用同一个衡量体系，不过，现在已经和香港中文大学及澳门大学建立了联系，2006年的排名就会加进这两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