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限让脆弱车市再遭重创

　　作者：张火 召虎编辑：汪静

　　汽车市场刚刚出现的复苏迹象如今又烟消云散了，希望得到喘息的车市因为油价上涨和环保标准提升的消息再次受挫。北京宣布将在2008年实施欧洲四号排放标准，尽管环保部门保证会尽量减少对消费市场的伤害，但在去年的“滑坡”中元气大伤的汽车企业和汽车市场，已经脆弱到只差一个手指的力量就要崩溃的地步了。

　　厂商成本再添未知数

　　北京提前实施欧洲四号排放标准目前尚未成为事实，然而企业必须在预算中打入这一项。

　　按照国家发改委产政司向本报提供的说法，北京市实施欧洲四号标准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而目前北京市还没有通过这一关。“2002年修改的《大气法》最重要的增改就是明确地方提前实施国家标准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同时不得以技术的方式对在用汽车进行改造。”发改委人士的说法明确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2008年前买的车辆不用担心新标准，“新车新标准老车老标准”仍是既定政策。

　　但厂家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必须为3年后的销售车型未雨绸缪。“北京、上海提前实现相当于欧洲三号的国家排放标准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目前提前实施欧洲四号标准还没有获批。”中汽协会副秘书长杨杰表示：“从北京要举办奥运会的角度讲，这一标准提前实施是符合国家总体部署的。”欧洲四号标准实施箭在弦上，企业却蒙在鼓里。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汽车价格的变化和企业为达标多花的钱数，可惜行业内仍无法估算这个成本，”杨杰称，“但有一个概念可以明确，那就是汽车改造的成本和油品改造的成本是相互作用的。如果国内的油品改进得好，可能汽车企业需要研发和提高的部分就要少，花的钱也会少一些。”

　　杨杰举例说，按照德国大众和中国汽车技术中心专家的测算，假设国内油品来自欧洲北海轻质原油，或者汽柴油质量和欧洲当下情况相同的话，即使使用已经淘汰的化油器车型，其排放水平“至少也能达到欧洲二号标准。”可惜的是，中石油和中石化已经明确表示，要达到欧洲四号排放标准，国内油品的炼制成本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事。杨杰笑谈：“去年到今年，两大石油企业大赚其钱，现在还要为达标欧四而诉苦；国内的汽车企业在全社会的压力下顶着成本压力降价，现在还要为新标准掏钱，却没有人听他们申冤。”

　　汽车企业的动作不算慢，只是花钱的时候心里没谱。“我们已经为达到欧洲四号标准做研发工作了，”天津一汽夏利股份公司销售副总苏连元说，“现在夏利、威乐和威姿已经达到欧洲三号标准。但是要达到欧四标准还有距离，这个成本目前无法估算。”根据苏连元提供的情况，天津一汽产品在北京市场的销售量占全公司的15%左右，一季度超过3万辆的销售业绩中，有接近1万辆是在北京卖出去的。三年内实施欧洲四号标准对于单车利润不高的天津一汽来讲并不容易。北京市场日益重要，如果因为达不到欧洲四号标准而丢掉，那显然是不划算的。以此类推，像天津一汽这种普通经济型轿车厂，为欧洲四号而付出的代价要比中高级轿车高得多。

　　神龙汽车目前的主力产品就是富康，标致307则是提升品牌和冲击中级车市场的利器。神龙总经理助理刘齐心称：“针对这件事的预案我们早就有了，差不多两年前就已经考虑到北京要提前实施欧洲四号标准。技术上不会手忙脚乱。钱主要是用在发动机改造上。”

　　与普通轿车相比，商用车特别是柴油商用车受欧洲四号的影响更大。按照专家介绍，在环保标准提高的时候，新车研发成本主要发生在发动机的电控系统上，特别是柴油车发动机，技术改进花的钱也最多。杨杰说：“从单车成本来讲，由于国内的柴油车大都是商用车，所以改造发生的费用也相应比轿车高。而国内的柴油质量与国外的差距更大。”如果再考虑到国内柴油产量只占成品油的三分之一，石油炼化企业不愿意为改造柴油而多花钱的话，欧洲四号标准的压力等于主要压在了厂家身上。

　　局部利益为何让公众买单

　　北京市要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那么必然要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向全国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欧洲四号标准应该怎样实施却是一个问题。在这种时候，地方政府通常表现得没有足够耐心。

　　近几年有关汽车使用环境中地方政策的非议已不鲜见。比如上海市私牌拍卖，一张牌照居然要占到购车成本的10%～50%，甚至更多，而且几年内还限制二手车转让，这种明确的地方保护却只受批评而不受限制；湖北省为保护自己运输企业和控制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规定超载不超过50%不许罚款；北京市部分出租公司被要求强制配车，伊兰特和索纳塔的数量不得低于80%。一些国家部委在单独制定政策时也没有排除局部利益的诱惑，如科技部一些干部只强调发展电动车，而对燃料电池和氢动力视而不见，就带有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些对产业总体发展不利的局部政策总是像地震一样突然而至，令市场和企业防不胜防。

　　地方限行、限售的政策，表面上是限制企业，实际上是在未经利害关系人参与听证的前提下，单方面地增加了全社会交通成本。在社会的抨击下，地方大限还是不断出现，局部利益总能在各项地方政策中偷偷地体现出来，然后堂而皇之地被执法行为落实。国家发改委一些官员私下表示，地方每出一个新政策，总有少数单位和机构获利，这也让社会对地方的各项超前政策表现出更多的怀疑。

　　其实，对一个环保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案，杨杰称：“达到环保目标的技术手段不同。随着国家能源战略的明确和实施，油品质量的改善完全可以实现地方的环保标准。”综合考虑几种技术手段，让各部门的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均衡，虽然这种做法比只治理某一环节，比如限制汽车整车销售，要复杂得多，但却能保证平衡发展。

　　厂商面对诸多地方大限，成本还只是一种看得见的痛，多花了冤枉钱的企业面对生产资料上涨、低价竞争等难以撼动的困局，恐怕没有多少承受能力来应对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