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判断的背后 专访宋国青

　　-本报记者 沈文璟 北京报道

　　经济观察报：虽然现在通货膨胀率还在比较温和的期间内，但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宋国青：按照2004年第三、第四季度的数据来看，投资是在往下走的，工业生产的速 度也一直在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在降低。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行进，到2005年第二季度，通货膨胀率会降低到1%以内，反而会产生通胀率过低的问题。

　　但情况发生了一个小的逆转，包括一个小变化和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化。

　　小变化是指央行对货币供应的微调。在去年5、6、7、8四个月内，中央通过包括直接控制项目、行政调控，也包括其他手段及紧缩信贷等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结果是货币供给量在这四个月减低得很厉害，看起来有些收缩过度。于是在去年9月份，中央就在这方面有所放松。这是挺合适的微调。

　　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发生了。

　　去年9月份，美元加速了去年以来的贬值速度，在9、10、11月三个月，美元贬值得很厉害。不仅是对欧元贬值，还包括对日元和亚洲的货币贬值，这也就等于人民币贬值了。贬值的一个直接结果在去年12月份显现，尤其是在今年1月和2月，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连着三个月猛增，出口比进口快得多。进口货的价格上升得较快，出口货的价格也上升，但比较慢；进口货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0%以上，而出口货的通货膨胀率则在5%以下。

　　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实物量增长很大，而价格上升较慢，中国进口的实物量增长较低。个别例子就是石油，今年1月份，进口石油的实物量下降了21%，价格上升28%，价值量略有增加。总的来讲，进口的实物量同比接近零增长，而出口的实物量却仍然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就产生大幅度的顺差。

　　这就导致今年2月份通货膨胀率走势发生逆转，开始往回升。

　　经济观察报：通货膨胀率一般主要是由需求上升、成本上升、体制上的调整导致的，那您认为这一次的上涨，主要是哪一种因素在起作用？

　　宋国青：出口是一种需求。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这一次上涨会持续多久？

　　宋国青：现在才3月中旬，未来肯定还会发生变化，还需要继续观察。现在处于一个生产、价格、通货膨胀率在回升的阶段。

　　经济观察报：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调控政策？

　　宋国青：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出口方面无作为，保住出口，这就只有一种选择，即猛压国内投资，给出口腾出空间。比如说就那么一点钢材，要盖房子，还要出口，有限的生产能力不可能二者得兼。如果要保证出口，就不太可能盖房子。

　　经济观察报：另一种可能就是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出口？

　　宋国青：人民币升值之后，可以降低出口的增长速度。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到下半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直到今年3月17日的加息，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这一轮主要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力，您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宋国青：我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可以分为行政手段和价格手段两种。去年一年，基本上用的是行政手段，而没有用价格手段。比如从2003年开始到2004年9月以前，通货膨胀为正，一直持续了12个月以上，在这期间，本应该提高利率，但利率一直没动。但是在2004年9月，价格开始下跌，通货膨胀开始下降后，到2004年10月份，则开始调整利率了。

　　经济观察报：今年3月17日，利率又开始调高，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什么影响呢？

　　宋国青：去年底0.27的加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今年3月17日的调高主要从控制房地产风险的角度出发的。尽管从结果来讲，它也在总量上进行了控制，但影响仍然是微小的。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现在的利率的调整是不够的？

　　宋国青：基本上无所作为，汇率方面就更是没有动。赞成固定汇率的人太多。

　　经济观察报：国际上有一个“三元悖论”，就是说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自由流动的资本三者是不能共存的。

　　宋国青：所以就把资本流动控制起来。“三元悖论”有另一种含义，就是说如果用行政手段管了一件事，接着还会管一大堆事。管了汇率，还要管自由流动等等。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用行政手段控制为主？

　　宋国青：宏观方面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

　　经济观察报：您同意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过热阶段吗？

　　宋国青：我一直不太喜欢用“过”这个字。事情是复杂的，用一个“过”字来概括，勉强了点儿。比如说经济有严重过热的时候，也有只过一点点的时候，而二者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种状况和很多重阶段。

　　不是过热就是过冷，就像除了前进就是倒退一样，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房地产开发过热是推动相关原材料的价格升高的主要动力，因此要对此轮通货膨胀负主要责任，所以必须对其进行重点控制。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原材料价格升高主要是由于油价上涨、原材料供给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导致，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宋国青：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复杂。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很多因素。不让房地产商盖房子、不让原材料出口、不让修路建桥等等都可以降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现实中，常常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发生影响。不仅是投资，消费也会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但是如果我们预先假定某种因素的走向是不好，就会选择打压这种因素。

　　经济观察报：现在宏观调控的方向是打压房地产？

　　宋国青：现在国内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是认为房地产会产生银行呆坏账，会产生金融风险，这种观点潜在的结论就是换取外汇是安全的。因为社会新增的投资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盖房子，一块是出口，盖房子就变成实物，而出口则就是换成外汇。

　　现在房地产泡沫和投资过热、人民币不要升值，提高利率等观点实际是一个整体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大概采取的办法就是压国内投资。而要保住就业和收入，就只有通过保住出口来达到。

　　经济观察报：有很多人认为从去年10月份，央行调高利率是新一轮加息的开始。

　　宋国青：很难说，因为这里有很多因素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国际经济情况发生变化、人民币汇率变化、国内需求压缩。其中最难预测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调高利率在理论上可以导致需求下降、资产价格下降、资本重置成本上升，投资规模减小，但这是建立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这其他的变量主要指什么呢？在现实中，是否会有变化？变化又会有什么影响？

　　宋国青：利率调高的影响几乎是全面的，多少都会受到影响。主要的变量是出口汇率，出口汇率是不变的。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对于投资增长的盲目追求带来过热，而地方政府的冒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现行的财政政策手段不力造成，如果要有效抑制过热，除了从信贷和土地严控房地产业外，还应在财政政策调控方面着力，比如改革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为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制度等等来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规则，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宋国青：改革以流转税为主的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向所得税为主的转变肯定是一种方向，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实还不允许。

　　至于说到地方政府，这里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是投资过热的主要推动力，这个说法无法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通货紧缩。

　　相对于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地方政府其实是最好管的，因为官员都是由中央任命。不让地方追求投资增长，那追求什么呢？总得要有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政府不要管经济。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观点认为2004年中国的人均平价购买力指数和195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购买力相似，而此时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平均只占GDP的1.8%，远小于当时发达国家持续半个世纪的10%的水平，因此，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未发挥。这种抛开其他制度因素的比较是否有意义？

　　宋国青：任何理论上的比较都是有欠缺的，因为现实中发生影响的因素太多。不过，在所有的比较里面，这一种还算合理。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大量外资游币进入上海，特别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首发地曼谷当日状况，但无论从曼谷政府对外资的依赖度，还是其时曼谷的经济增长状况，都和今日中国有所不同，您认为呢？

　　宋国青：当时曼谷的人民没有可借鉴的。今天中国的人民则有了曼谷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