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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管机构不是神通广大的天使，它面临着无法克服的信息难题和执行难题。有效的监管体系，必然是多元的复合型监管。
面对“苏丹红一号”事件，民众的本能反应是，政府监管部门在干什么？事实上，每一次食品安全危机之后，人们都发出这样的呼吁。比如，成立一个行政监管机构，或者合并分散的行政监管机构，并且赋予其以更大的监管权力，比如可以让他们更有力地处罚违法企
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注意，不是在中国颇为吃香的斯蒂格里茨)在一篇题为《管制机构能保护消费者吗》的文章中曾经写道：“呼吁强化行政监管权力的人士以为，成立一个机构，就等于解决了一个问题。要结束这样的讨论，惟一适当的字眼就是‘阿门’：莫非那五名或七名使徒还没有被处死？”
这话有点刻薄，但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关于食品安全，政府的监管机构已经叠床架屋、人满为患了。在发生了多起严重的公共食品安全危机之后，国家今年对原有的食品监管格局做了整合和调整。各监管机构的责任不可谓不明晰，而根据相应的法规，这些部门的监管权力也不可谓不大。
当然，有识之士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将监管权力分散在多个行政部门的监管格局。他们呼吁整合这些监管权力，将食品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的监管，集中交给一个机构，并且也将其升格为部级单位，就仿佛国家安监局升格为部级的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一样。可以预料，这样的安排会收到一定效果。但同样可以预料的是，效果将会相当有限：监管部门升格不可能是魔术棒。
因为，就像乔治·斯蒂格勒所说的，行政监管机构不是神通广大的天使。它面临着无法克服的信息难题和执行难题。食品的范围太广泛了，其所使用的原料、添加剂更是品种繁多，企业还在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使用新原料、新添加剂。人们恐怕不能指望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对这些产品和原料、添加剂进行全程检测和品质监控。
相对而言，消费者却具有信息优势。人们经常断言，对于食品可能产生危害的信息，消费者会面临信息不对称。这低估了消费者从多个渠道获得信息的可能性。比如，直接的危害，消费者会亲身体验，不明显的危害，消费者可以搭外国的便车，比如苏丹红一号的信息，来自英国，而消费者得知的时间，未必会晚于行政监管部门。谁也无法否认，消费者比行政部门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具有严厉惩罚不良厂商的激励效应。目前的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体制，强调的仅仅是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再严厉也很难使厂商感到，危害消费者健康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相反，假如消费者集体向厂商索取损害赔偿，则企业立刻会感受到不可承受的压力。这将大幅度提高企业使用有害身体健康之原料、添加剂的成本。
当然，这要求对诉讼制度进行变革，比如需要法院受理“集团诉讼”，以降低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成本。消费者维护权利的这种努力，也可以说是市场内在具有的一种自发监管机制。既然消费者与企业是交易的当事人，则无数可以方便地在法院主张自己权利的消费者，就是监管企业的最强有力的力量。
这种机制也可以唤醒企业自我监管的意识。企业考虑到消费者诉讼可能招来的巨大成本，将会打消侥幸心理，强化企业内部的质量控制程序。同时，同一行业的企业也可能联合起来，对本行业进行自我治理，提升本行业的安全标准，以取得消费者的信赖。因为，一家企业的不良做法，往往会殃及整个行业，将外部监管内化为企业和行业的内部监管。
总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必然是多元的复合型监管。行政性监管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它需要以有效的市场自我监管为基础，包括消费者监管、企业和行业内部监管。若无后者，则行政监管部门即使忙死也管不过来。何况，行政监管部门能否那么尽职尽责，还大可怀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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