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万人争读的假书是如何出炉的(3)

　　国有资产流入书商口袋

　　“一边是图书市场琳琅满目，一边是读者总感觉找不到好书，伪书假书时有出现。这种市场不对称情况必须通过加快推进出版体制改革予以解决。”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副主席严隽琪委员公开呼吁。

　　由于伪书多是畅销书的跟风之作，往往有良好的市场销量，跟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的正规出版物相比，在市场反应方面，“性价比”无疑也更好。这就形成了书商、出版社、书店皆大欢喜的局面。

　　“一些出版社的编辑部并不主动研发和策划符合读者口味的、社会价值高的图书，而是依赖书商的市场敏感。发行人员的素质普遍低，一般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回款快、完成指标顺利的书就被大肆推介，而一些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精良图书却被拒之门外。”李湃说。

　　一位出版界人士说到为何出版界参与做伪书时坦言，“现在图书市场不好，成本太高，出版社和编辑就乐于做一些容易见效益的书。而且现在做原创图书吃力不讨好，捧出来的作者不讲信誉，出了一本书立马跳到其他出版社或者坐地起价。”

　　李湃认为，出版从业人员自身素质也是目前书市缺乏规范的一个瓶颈。

　　据了解，2003年出版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为34.25%，其中初级通过率为26.87%，中级通过率为36.06%，约通过3200人，通过率略低于2002年。

　　“2004年上半年出版资格考试通过率也不能让人满意。从中可以看出出版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面对伪书市场的猖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同流合污。”李湃说。

　　“出版社还不能实行真正的领导负责制，因为处于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艰难过渡中，存在很多细节问题。”被采访的出版社人员认为转制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从不适应市场到一味追求市场的两难。

　　某著名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认为，出版社的资源、利润分流到书商手里，实质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一些出版社设立社外编辑部，给该部门一定数量的书号，要求他们回馈出版社多少万的利润，其余的一概装进书商的腰包里。编、印、发的流程完全掌控在外，三审三校的发稿要求被抛在九霄云外。于是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些编辑质量低下、内容大同小异的跟风书。看到哪本书卖得火就上哪个项目。”

　　“打假”之艰与法律漏洞

　　杨鹏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得到反馈，在王府井书店已经有150余种伪书下架了。但是在福建等地，这样的伪书仍然热销不断。“这100多种公布的伪书还只是我们通过有限的调查发现的。”

　　“公认的事实和法定事实是有差距的，没曝光的还多着呢。”李湃说。

　　据了解，现行出版方面的法规没有针对“伪书”的制约惩治条文，站出来打伪的人虽然较以前多了很多;但从现行法律而言，“伪书”不是非法出版物，商家未必响应打“伪书”。

　　“即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这本书的作者‘余世维博士’是个并不存在的河南人，这本书的序言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哈佛教授托马斯写的，但这些不能谈，因为与侵犯知识产权无关。”姜汝祥说。

　　“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对付假书，假书怎么鉴定，由哪个部门鉴定，是工商、著作权机构，但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利申请鉴定。现在个人不行，鉴定过程困难重重，行业内部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认定: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曾经历过艰难“打假”过程的李湃认为有关法律必须尽快完善。

　　“很多书没有作者身份证明和著作权证明。如果发生侵权行为，还不能以法律起诉。因为无法认定这是伪书，而且原告主体缺失。”

　　李湃说，“用更积极的态度打击伪书的真正目的是要真正占领市场。就算伪书下架了，不好好做真书，还是有书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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