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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争议声中公车改革正成为一场全国性运动的时候，车改先行者的浙江却于本月初宣布暂停车改，引起全国哗然。
《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报道揭示了浙江骤然叫停车改的原因：除了公众“车改等于
变相加薪”的批评声外，改革进程中还出现了许多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一，公车货币化按职务还是按需求进行补贴？需求量化不好等于变相涨工资，按职务又会孕育新的不平等；二，车改能否真正提高行政效率？有专家认为，按照既有的改革逻辑，车改正好适得其反降低效率；三，公务员享受的利益边界在哪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标准，车改很可能催生新的腐败。（3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应该说，从车改现状来看，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是作为车改先行者的浙江独有的：车改全国遍地开花，问题紧贴着遍地开花的车改。
“骤然叫停”的现实之前不得不反思：改革上马后不久就出现了这么多尖锐的矛盾和难解的问题，不得不以“叫停”来缓解矛盾和回避问题，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干什么去了？改革的先进性怎么如此不堪一击？结果和预期反差怎么如此之大？确实，人不是神仙，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观察到所有变量，不可能预测到所有结果，但是，“误差”和“预期”之间的差距是应该有一个限度的，“种龙种生跳蚤”是不可原谅的。
改革有没有试点成功经验的支撑？改革可能碰到的问题有没有最大程度地考虑到？改革有没有充分考虑到潜规则的惰性？从浙江车改暴露出的众多问题看，公车改革存在着一种改革冒进，所谓冒进的改革，就是在改革试点尚未经受考验、改革理性尚未成熟、改革准备尚未充足、改革结果尚不能把握住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仓促上马，骤然叫停，这正是冒进的改革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浙江叫停车改”中更值得反思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改革冒进：改革试点尚未经受考验，理性的统一标准尚未形成，怎么公车改革已经在全国满地开花地铺开了？
其实“骤然叫停车改”的事情早在其他城市就发生过，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早在去年12月，苏州的车改就搁浅了，原因是普通公务员呼吁改革需公平、透明，不应成为部分官员的分肥盛筵。再一个现实是，在缺乏试点经验和教训总结的前提下，公车改革似乎在全国已然铺开了摊子，到处都是改革试点。还有一个不得不回避的事实是，基本每个城市车改方案出台后，都遭遇到公众的质疑。
这些事实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如今我们的车改已经陷入无政府、无标准、无反思的“三无状态”：在试点工作上缺乏全国性的统一协调，处处是试点；对车改试点的“试过的错”缺乏总结，一个城市的教训不会传递到另一个准备改革的城市；漠视民意，忽视公平，还美其名曰“顶住各种压力”进行改革——这些是典型的改革冒进。
中国政治经济独特的Ｍ型层级制应该是有改革“试错”和“纠错”优势的，所谓Ｍ型层级制，是根据管辖范围原则动用多层次、多地区形式组织的，其中每一层次上的每个地理区域都可以看做是一个动作单位，相互依赖较弱。这种层级制最大的优点是在改革上可以“试错”：地区性的改革试验即使失败，由于地区间依赖较弱，不至于扰乱整个政治经济，而成功则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从车改的现状来看：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制定《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后，在缺乏统一的“试点经验”把握下，各地的公车改革就陆续展开了。虽然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都进行过试点，但由于缺乏对“试错”的总结，冒进的车改陷入一锅浆糊的混乱中。
浙江车改骤然叫停了，可能遍地开花的车改都会在重重问题和矛盾的压力下都会逐个叫停，因为全国各地都在车改上埋头“试错”，然后一同品尝“错”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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