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温州人与欧洲人纠纷不断背后的文化冲突

　　文/本刊记者 曹海东 特约记者 纪 莉

　　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商业头脑的温州人在欧洲遭到越来越多的抵制，直至发生西班牙埃尔切烧鞋的恶性事件。尽管温州人中国式的超凡商业能力打败了欧洲同行企业，但是也正是这个东西引发的文化冲突将打败自己

　　2005年1月1日，欧洲影响力较大的华人报纸《经济时尚导报》发表了社长陈芒撰写的首页文章《警种乍响：西班牙焚鞋事件给我们的警示》。该文章认为，中国商品的价廉物美是建立在一流的设备和管理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之上的，它符合商品竞争的规律，当年西班牙的鞋子也是凭借价格低廉打入美国市场的。现在的埃尔切市的制鞋业是由于不合理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结构而导致落后的。就算是没有中国人来冲击，也会有泰国人、越南人来冲击。

　　但同时，文章也指出，“西班牙焚鞋事件发生以后，许多华人媒体都提到入乡随俗的话题。”与那些世界级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前大力研究当地文化和风俗的做法相反，中国商人在欧洲不符合当地风俗，招惹当地人侧目的事确实不少，违法经营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少数同胞在欧洲举止过于随意，表现令人失望。你守时，我就迟到；你安静，我就喧哗；你整洁，我就厕所纸巾满地扔。一个中国大款在意大利的一家高级商场里吸烟，店主劝说无效，只好派一个专人手持烟灰缸跟随他。”作者认为，现在欧洲发生的很多纠葛中国人的事件已经是这种对中国商人行为不满的延伸。

　　2004年9月16日的晚上，一把火烧了西班牙东南部小城埃尔切中国鞋城价值100多万欧元的温州鞋子。事实上，这起极端暴力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突发事件。一直以来，华商与当地人发生矛盾和摩擦的事情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越来越多。如2003年初，法国巴黎11区区政府工作人员多次罢工，抗议该区的中国纺织品批发商大量购买该区的店面房，而且不讲卫生，不爱护环境，致使当地社区环境变差。

　　从越来越多的针对向中国商业的反倾销事件，直至恶性的西班牙埃尔切烧鞋事件，在中国大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将会遇到的不仅仅是市场、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冲突，更深层次、更为激烈的文化冲突将难以避免。而且文化的冲突不仅仅是发生在单纯的商业领域，随着中国商业移民越来越多地嵌入国外社会生活，这种冲突将是全方位的。

　　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向《经济》表示：当前温州许多民营企业正面临着成长性障碍。为了突破成长性瓶颈，温州一些民营企业纷纷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加强国际合作、中外合资经营和直接对外投资等途径，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但是在这一国际化过程中，他们既遭遇了激烈的利益冲突，也面临着难以避免的文化碰撞。

　　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忧虑的是：我们的传统与现代化已经经过一轮的阵痛，但是现在新的一轮已经来临，就是区域化和全球化，能不能在全球化中求得生存，能不能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找饭吃，别人能不能给饭吃，能不能和谐相处，构成我们最大的困惑。

　　文化的冲突

　　在温州采访期间，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告诉记者，西班牙的大火是无法避免的，不是西班牙肯定还会有其他地方。

　　“以前欧洲鞋厂都宁愿到温州来下单生产。等我们到了西欧，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感更加大，我们感觉到这个大火迟早是要烧的。”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峰认为，价廉的鞋子销售迫使很多欧洲的鞋厂开始倒闭。据《经济》了解，2002年西班牙有12家制鞋厂破产，2003年有14家破产，2004年上半年已经有26家厂家破产，企业的员工开始大规模下岗。

　　但是这决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冲突，因为西班牙面对的商业竞争不仅仅是来自中国，这样的极端事件背后更多的是文化的冲突。

　　温州人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先行者，在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罗网下能够杀出一片新天地，靠的是灵活变通，不守规则，打擦边球，冒险胆大的秉性，这些东西已经深深植入温州人的灵魂，成为温州甚至是中国的一种社会文化。

　　在这样文化下孕育的温州人行为方式与欧洲人迥异，欧洲人习惯于依据规则，而温州人在经济行为中碰到事情，想到的首先是人事在人为，没有什么框框。

　　也正是这点，温州人在欧洲市场纵横天下，一些欧洲企业难以招架。

　　浙江霸力集团总裁王跃进说，“我们温州人的拷贝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学习你的管理模式，包括最新的流行款式。他们对这样的方法是根本吃不消，我们一个工厂进入他的市场，他要五个工厂倒闭。”

　　王跃进将温州人在鞋业进军海外概括为一种“拷贝”开始的时候是学习参观，买他的技术、设备，设备要教我怎么用，材料要教我怎么用，买软件要教我怎么设计。然后我还会考察与制鞋相关的机械化工行业，用一些“内应”，让他们把这些当地鞋子最好的皮革给我，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研究他们，把产品做好后销售到他的市场。

　　“温州人企业家都很精明的，上个月在国外是两个货柜，下个月就可能增加了，而且都是不声不响的在那里做，以至把老外的摊位买过来或者租过来。”温州东艺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荣说，“只要从他的市场挤进去就有个价格差，我们本身在生产的时候已经赚取了，到了那边更能赚钱。”

　　长期与进出口贸易公司打交道的温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处处长周小平说，“他们进去用的牌子也是没有名气的牌子，随时可以更换，今天用一个牌子，明天再用一个牌子，如果档次高一点的，销售渠道比较正规一点的，你想出去就比较难，当地的税务局就要来查你，他们货进去以后基本转到地摊货或者转到其他国家。”

　　但《经济》记者在与一些欧洲人交谈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欧洲人对中国人做生意最常见印象竟然是非法，好像是被黑手党一样的组织所操纵的。

　　德国移民问题研究专家阿皮兹教授认为，这种看法部分是由媒体的报道所致，部分确实是人们的直观感受。例如在对西班牙焚鞋事件的报道，大部分欧洲媒体都对温州伪造高档商品的不良名气予以了强调。此外，它们也对中国商人不尊重商品的专利价值，唯利是图予以了大量的描述。同时，在欧洲的华人企业家族式的管理和发展模式，也让欧洲人在直观上感到难以理解和接近。

　　自我封闭的群体

　　温州人的商业经营方式不被欧洲人所理解是必然的，因为这完全是一种中国本土文化所孕育的，而且在欧洲的温州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群体，他们与欧洲人彼此有着一层厚厚的隔阂。

　　一般来说，中国商人在欧洲的发展史大都是沿着一条餐厅——杂货店——倒买倒卖贸易的发展轨迹。出于成本、安全等因素的考虑，他们的雇员很多都是非法移民或难民，他们的工资水平往往只有雇用本土居民所付工资的一半，甚至更低。

　　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都意识到必须依靠建立这个圈子内默认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来维持彼此的共同生存。而这些来源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道德约束和潜规则往往超越了所处社会的法律准则，以一种内在文化的合法性，一种习惯法代替所处社会的法律合法性，比如义气、道义等约束对方。这自然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帮派意识和团伙作风。

　　据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一力介绍，在欧洲温州人聚居的地方，他们讲究的是在这个“群”中的规则，生活完全是按照国内温州人的生存方式生活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天只要在温州发生的事情，在欧洲的温州人完全知道——他们的通信手段就是手机，每次吃饭的时候可以讲上半个小时。“他们没有倾诉的对象，只有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

　　温州移民在异域始终处于一种“少数族群”，他们无法进入当地主流社会，也不愿意主动进入，即使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派其中一两个能够与当地人沟通的人负责商谈各种订单等，其他人只在温州人的圈子里面生活。

　　据张一力介绍，温州人在国外的这个圈子往往由一两个语言比较好的人专门做沟通，负责和外面联系包括谈论价格，订协议，发货渠道等，谈下来以后拿给温州人来做，老板、工人到机器所有的都是温州人圈子的，相当于把温州人搬运了一批放到了欧洲。生活在这个圈子，他们根本不用出去和别人打交道。国内温州人玩“双抠”，他们也玩，老板和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就在工厂里打麻将。

　　必然的冲突

　　彼此缺乏理解与交流，冲突也就是必然的。

　　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认为，在欧洲，当地人已经形成一种如火车道一样定式性的、轨道性的、滚动性的节奏，这样一批温州人进去就是把这样的一种惯性的东西给打乱了。温州人敢于赚钱，在无奈的情况下走变通，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塑造的商人，这样中国特色塑造的商业文化与一种成熟市场经济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说，“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竞争有时显得过于直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价格一百，我们一上来就报五十，让人家有一种坐在过山车上一样的失重的感觉。人在失重的状态下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愿望。”。

　　中国轻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栾春生认为，目前中国的一些企业都是采用将廉价的中国商品“直销”到国际市场，即商品到达目的地后，不进入对方的批发零售渠道，而由中国人自己设店，直接进行批发零售的贸易方式，这种方式可以省去一些中间环节，不雇佣或者少雇佣当地员工，节约运营成本，但实质上是加剧了与当地同业甚至与当地文化地对立，极易出现矛盾、摩擦、冲突。

　　不仅是商业上，中国人还越来越大地影响到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如法国巴黎十一区原来的服装店铺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开设的，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周围全部是中国人，就慢慢退出来了，让给中国人开。以前本来就不是服装街，现在变成了热闹的服装街。晚上运送很吵闹，于是居民向法国政府控诉，他们的睡觉受到了影响。

　　意大利米兰的一些人抱怨温州商人：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预我们，店开了这么多，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排挤。

　　在欧洲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百年的咖啡店，最终温州人看到地段非常好，就将其租过来，改作服装店。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中国人破坏了他们的文化。

　　本土文化中的幽暗面

　　欧洲烧鞋的大火也照出了本土文化中幽暗的一面。

　　2004年11月24日，在“温州鞋类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也感到颇为无奈，因为他发现绝大多数贸易摩擦中多数与中国企业自身有关。“当我振振有词地向对方提出来对方歧视中国、贬损中国产品形象的时候，对方拿出厚达几百页的资料，说中国商人如何在他们国家违法，而且都是有文字证据，白纸黑字，有的甚至有我们官方半官方出具的证明。”

　　西班牙事件发生后，埃尔切制鞋业协会总书记门德斯即表示，中国鞋商在埃尔切的经营过程中有四个问题：中国鞋商在进口中国鞋的时候偷漏海关关税；中国鞋商在销售鞋的时候，不向消费者为西班牙政府收取增值税；中国鞋商不遵守西班牙政府规定的营业时间，星期天和节假日也营业，每天的营业时间特别长，有时候甚至半夜也做卸货等工作，这是法律不允许的；中国鞋商不遵守西班牙政府规定的卫生标准，鞋店门前卫生情况不佳。

　　曾比较早报道西班牙烧温州鞋的《温州商报》记者朱则金告诉《经济》杂志，西班牙著名华侨王绍基曾私下告诉他，在温州鞋商陈九松所说的直接损失16个货柜的货物、价值近100万欧元中，辩护律师季奕鸿只找到了4000欧元的货物发票，这是非常悬殊的。温州一位长期从事外贸进出口负责人告诉《经济》，他们产品在报关的时候，数目会往少报，往往一个集装箱塞得满满的几种鞋，多装、混装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甚至是业内行规。

　　从小在西班牙长大的温州裔华人杨便告诉《经济》，华人在做生意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方式是很不好的。比如说喜欢拉帮结派，又比如只注重短期利益，忽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一个地方有生意做，大家就一哄而上，一直把这个地方做垮为止。为了抢地盘，互相之间又免不了斗来斗去。而且拉帮结派扎堆到一个地方，发展了一定时间后，就会变得比较蛮横和傲慢，在发生纠纷和问题的时候甚至采用和当地人武斗的方式解决。

　　李成钢曾在尼日利亚和一百多家当地的中国企业座谈时表示，如果我们的商人在国外都合法经营，他敢跟对方拍桌子给他们争取权利，但如果我们的商人的做法有诸多不妥，他很难理直气壮地去说话，有几次李成钢自己在谈判桌上都“无地自容”。(详情请见《经济》杂志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