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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指标分配问题是典型的“计划指标”问题。在教育领域，相对于公共性质的基础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本来不属于“公共品”性质。
按照经济学原理，这些领域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交给通过自然形成的市场来完成，而政府不具有充分的“理性”
去干这样的事。传统计划经济的症结就在于，恰恰将这两者搞颠倒了。
传统计划经济的思想实质，是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只相信计划者，不相信群众。例如，在高等教育领域，诸如招生考试、录取指标、课程设置、专业布局、毕业文凭认定、学位颁发等具体事务，之所以政府主管部门要“计划”控制，就是因为不相信校长有“理性”
干这些事。
现在大家众说纷纭：人口多的地区说应该按照人口比例定指标，贫穷落后地区认为应该向他们倾斜，而发达地区把高指标作为推动本地区金融发展、吸引人才的“优势政策”来保留。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定才算公平？谁能在“技术”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敢说：没有人能办到。因为这是“问题错置”。本来属于“体制”层面的问题，将它当做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去讨论，当然永远“说不清楚”。
还有诸如：在一些地方，素质教育推行步履维艰，中小学生减负反而使广大家长苦累不堪，高考指挥棒越挥越“棒”，假文凭瞒天过海，“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在校园时有出现，农民的教育负担问题以及区域、城乡、阶层贫富差异问题突出等，可能都与管理部门职能错位有关。凡是仅仅试图在政策操作技术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大都徒劳无益。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高考指挥棒越挥越棒”的教育制度安排下，孩子、家长、教育行政部门都不轻松。为了不“苦”孩子，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诸如“中小学减负”这样治末难治本的政策，结果“减负”了吗？
高考制度延续到现在，不仅效率越来越成问题，而且公平性也引起争议。近年来，越来越猛烈的“高考移民”
现象，可能就是一些公众应对不合理的高考制度安排而采取的策略。
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的重重困境，归根结底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府教育职能错位尚未改变。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大趋势、大环境，又给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两者相激相荡，导致了目前的尴尬状况。
这样，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真实意义和主要任务，就是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尽快克服有关制度障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教育产业运行框架。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法程序赋予学校进行教育经营管理的市场主体地位，在制度安排上保证学校管理者在招生考试、录取、课程设置、专业布局、毕业文凭认定、学位颁发等方面拥有自主决策权；对现有国立教育机构同样按照“抓大放小”，真正把办学自主权放给学校；对于其他可以非国有化的应视不同情况实行公办、民办、合办等多种办学形式，形成多元化并存、公平竞争的教育主体格局。
彻底打破教育行政性垄断格局，开放教育市场。
要积极培育和开放各种类型的教育市场，形成规范的教育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有关教育市场准入、正当竞争的市场法规和运行规则。
利用“法治”严格限制政府教育规制行为。通过立法规范教育行政程序和管理权限，彻底转换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使之从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教育上真正转移到“调”和“控”教育方面来，把具有普遍公益性的公共教育领域、教育规划和调控及教育市场秩序规制和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和职能范围。
□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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