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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锋磊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更生建议，改变我国目前的粮食统计口径，采用国际惯例将大豆排除在粮食统计范围之外，同时分列饲料粮和口粮。这样能够更有效地厘清“粮食安全”的概念，避免因统计口径问题造成的莫须有的“粮食恐慌”，同时也有助于放开解决粮食问题的思路。
强调“粮食安全”不如强调“口粮安全”
直到目前，中国一直沿袭上世纪60年代标准，把口粮和饲料粮混在一起计为粮食，并包括大豆和薯类。而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统计口径，大豆和薯类都被从粮食中分列出来，因此徐更生建议我国也应该分列大豆和薯类，从而使粮食安全的概念更为明晰。国家粮食局专家组顾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研究员李思恒教授也是较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专家之一。他认为中国按自己的口径统计出来的粮食产量与世界上的谷物产量比较，不利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厘清。
在3月6日政协举行的有关粮食安全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粮食局局长、党组书记聂振邦表示，我国一直把粮食自给率定为95%，我国粮食安全警戒线是粮食进口量不超过粮食产量的5%， 而2004年我国进口粮食800万吨(主要是谷物)，大豆进口量达到了2020万吨，去年的粮食总产量则为46950万吨，若将进口粮食和大豆相加，进口量已占去年粮食总产量的6%，显然超过了粮食安全警戒线。若按国际惯例把大豆和薯类从粮食统计口径中分列出来，就不会占用粮食安全的警戒指标。且大豆是油料商品，理应放在粮食安全考虑之外。李思恒还强调说，“豆类和薯类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12%左右，把这个去掉并不等于粮食产量少了，只是统计口径改一下。”
李同时建议应该把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口粮方面，主要包括稻米和小麦，而玉米属于饲料粮，因此国家应首先保障大米、小麦的供应，尤其应该重视大米。因为我国是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和消费国，而全世界每年的大米贸易量又很低，平均仅为2500万吨。2004年虽然全世界稻米产量不错，但国内大米库存较少，消费量仍然大于生产量。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黄季焜在一份题为《面向2030年的中国粮食安全》的报告中也有类似观点，“政府应该把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大米和小麦这两种主要的粮食作物上，从强调‘粮食安全’向强调‘口粮安全’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也曾表示，“将饲料粮和口粮分开，既能够保障粮食安全，又避免因此而付出过高且不必要的代价，国际上将大豆、薯类从口粮中剥离出来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口粮总体不缺，缺的是饲料粮
据了解，大豆除主要用于榨油外，其80%的副产品是和薯类一样被用作饲料的原料，因此往往被列为饲料粮。徐更生委员认为，把口粮和饲料粮混在一起，这很容易造成“人畜争粮”。一旦粮食短缺，就说不清楚是缺口粮还是缺饲料粮。“根据我们的估计，缺的更多的是饲料粮。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粮食是谷物，所以一说粮食少了，就引起上上下下的恐慌。口粮总的来说是不缺的。我们的意见就是把这两个品种分开，分别解决口粮与饲料粮。”
徐进一步解释说，分列后的好处在于，口粮对于土地的压力会减小很多。“我们国家曾有个指标，人均粮食供应达到每年400公斤，实际上我们从未也不需要达到这个数字。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一般也就人均100多公斤。”
徐认为，政府要解决口粮问题，主要是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后，农民有耕种自由，也会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生存问题，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从这方面来看，政府要解决的口粮问题压力就很小了，这样提倡口粮的优质化要相对容易得多。
成本更低的解决之道
除建议分列两粮外，徐更生委员对于“肉需要粮食换”的观点也进行了反驳。他表示，“这是个很陈旧的观点。”因为目前畜牧业的发展特别是草食动物的发展，主要靠人工牧草来饲养。而饲料粮包括玉米的每亩含“金”量远低于人工牧草：比如玉米每亩地最高产量含蛋白质的含量、粗蛋白的含量不超过50公斤，人工牧草如紫花苜蓿则达到了300公斤，最多的可以达到500～600公斤。另外在南方的一些人工牧草，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可以有20年～25年的生长期，一年每亩地可收割牧草20吨～30吨，其蛋白质含量可达1000多公斤，这些完全可以满足饲料的需求。所以现在还说肉需要粮食来换显然有欠妥当，倒是人工牧草取代饲料粮大有可为。
徐更生委员还提到，我们还有将近40亿亩的草原，由于长期忽视草原的建设，草原破坏很厉害，导致现在4亩地的草原才能养活一头牛，如果能进行改良，种植高产量的人工牧草，一亩地就能养活4头牛。另外，目前我国食用的肉类90%以上是猪肉，养猪需要大量的饲料粮，所以徐更生认为中国传统养猪的观念也会造成“人畜争粮”，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大量牧养牛羊等草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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