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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央视《东方时空》近日报道一惊人消息，东方肾病医院以违法药品治病，误人病情敛财数亿。有种说法，肾病可与艾滋病、癌症并列为世纪绝症，但山东省潍坊的这家医院竟说它能治好肾病。该医院已成立8年，广告铺天盖地，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求医者，其主要“卖点”是院长郭保叶研制的秘方“中医全息疗法”。然而，央视记者的实地调查和专家却证实
：没有一个有效的。据说还真有一个感觉“好转”的病例，专家分析这恰恰是药物中含有的违法成分激素“皮质酮”发挥的“作用”。据说这种激素的特点是短期使用病人会感到病情减轻，但时间长了病情只会不断加重。该医院一年收入约1亿8千万，如此这般地8年下来，究竟耽误了多少病人的治疗，又聚敛了多少昧心之财？
疗效认定是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难就难在：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是马上见效还是慢慢生效，是真正有效还是假象有效，由于个体差异、病人情况千差万别，加上患者自我感觉每每发生偏差，而通过化验、检测以“量化”地认定疗效的项目有限……也许正因为医疗的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给疗效欺诈、违法医疗广告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可以无奈地认为：很多时候，谈疗效只能“凭良心”。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永远处在与医者“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加上很多“病重乱投医”的非理性因素，笔者所说的“良心”，当然只能是医院和医生的良心。
“医乃仁术”是几千年来所有“杏林”之人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和职业伦理原则，此与前文所说疗效认定困难和医患关系的特殊不无联系。所谓“医乃仁术”，关键是一个“仁”字，亦即说，通过行医施药来实现仁爱爱人、济世救人的理想是医生存在的真正意义。古代医者多为“个体”，行医之“生计”本来艰辛，仍有许多对穷人免费施救的高风亮节者。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不能要求医生个个有如此的高境界，但“良心”毫无疑问应成为一种“底线”。“良心”是什么，起码是实事求是，是医费和疗效的“等价交换”。然而，当今滑落于“底线”之下的现象实在太多：曾有关于某医院为了“经济效益”诱导病人做完全不必要的检查甚至做完全不必要的手术的报道；明知滥用抗生素危害巨大，但某些医生依然喜欢开大处方、下重药，为的仅仅是自己的“回扣”，或为了完成医院下达的收入指标。
很多领域和方面的事实表明，当“利益”象洪水一样把道德大堤冲刷得七零八落之后，再试图用道德重修同样的大堤几乎是痴人说梦。不必讳言，若干年来为市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道德滑落的巨大社会成本，而无论从普遍性、危害性看，医德之滑落都堪称之“最”，医药、医疗（当然不是全部）几乎成为目前最“黑”、最缺德的领域之一。谁能保证自己永不生病，广大患者还有出路吗？医疗业的健康发展还有指望吗？这个十分严肃而沉痛课题，当然只能交给政府。
也许有人认为，出路依然是也只能是加强法治建设，包括对黑医、黑药的严刑峻法等等。然而，司法要求的是确定的法律事实依据，仍以东方肾病医院为例，假如疗效仍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法院将如何以“疗效欺诈”治它的罪？看来，当务之急是完善我国的“疗效标准体系”。可以设想这样的理想状态：在疗效检测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各类病症的疗效认定都有全国统一的、尽量“量化”的标准依据；在一个基本覆盖整个医疗领域的“疗效认定服务体系”的支持下，无论是医者还是患者，都能对疗效进行比较客观的认定；在上述疗效标准体系和认定服务体系的强力支撑下，患者不仅可以据实索赔，甚至可以诉诸法律。起码的一点是：医药、医疗广告肆无忌惮地吹牛、东方肾病医院这样的现象将会受到极大的警示和约束。
“疗效标准体系”以及认定服务体系的建立也许太复杂、太困难，既有传统、文化上的原因，也有体制、利益上的原因。不重视“标准”、缺乏“标准”也可谓之历史悠久的“中国特色”，记得闹“非典”期间，出现了大量劣质口罩，市场管理部门在查处过程中竟发现，泱泱大国居然连一个小小口罩的生产标准都没有；某些“无利不起早”的责任部门对淘神费力建立这样的标准体系也许严重缺乏积极性。然而，它却是维护医患“交易公平”不可缺少的“衡器”，是比医疗技术进步更重要的广大患者的福音，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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