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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对彩票立法千呼万唤却至今难觅踪迹，一面是庞大的彩票市场乱象重重纠纷频仍：抽中“宝马”，彩票却被人掉了包；中奖号码都对上了，却被告知还要“连号”。从西安到新疆，从刘亮到张福科，彩票市场激起的一次次风波终会平息，因这些个案带来的国家公信的流失却难以挽回。彩票，这项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第六产业”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关口。
在南方部分地区，公开或半公开化的私彩盛行，公开而合法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在个别地方竟然有败退之象，不能不令人感慨。公彩最大的敌人有人认为是私彩，殊不知，恰恰是公彩本身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将彩票视为一场游戏，无论它姓“公”姓“私”，欠缺公平公正与公开规则的游戏永远不会获得玩家的青睐。
毫无疑问，公彩也需要一个科学而合理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应该通过立法来体现，通过监督来实现，通过司法来保障。然而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在理解它进而意识到必须尊重它时，我们已经尝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滋味。决策者本意是“先上车后补票”，但上了车后才发现，彩票市场与彩票立法的关系完全不是乘客与车票，却更像乘客与司机———一个没有行车经验的司机载着乘客驾着车，飞速驶上了彩票市场的快车道。
彩票市场等待立法，这已是无法回避也不容拖延的严峻形势。自近些年彩市乱象初现以来，并不乏民间关注彩票立法之呼吁，亦不乏立法机关中人大代表之建言。然而，一声声呼吁和一件件提案之后，是一次次的失望———公众失望于立法的迟缓，也失望于卷入彩票立法的部门之争及被排斥在部门争利背后的广大彩民的被遗忘。
据新华社报道，彩票立法的被悬搁，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立法机关无法协调两大发行机构及相关部委的利益。隶属于民政部的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和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国体育彩票中心，作为彩票的两大发行者，虽为彩票业的开疆扩土起了巨大的作用，却已经表现出了尴尬之态。在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中，总体上由财政部监管调剂，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占据公益金的50%，其余一半则分配在助学、残疾、环保、社保及奥运会等八大领域。不少主管部门都想扩大自己的分配额度，教育、建设、西部开发等更多部委也渴望从中能分一杯羹。彩票立法甫一胎动，就异化成部门间争利的一场豪门游戏。至于最应该参与到彩票立法中来的广大彩民，却还只能眼睁睁地观望着在他们的爱心之上所累积的利益成为分割的对象。而博弈的过程，他们更无从得知。
彩票立法应是一项庄重的国家立法，它应该是一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主导的立法。如果我们还承认彩票是一项“输永远大于赢”的游戏，如果我们还承认只有让彩民相信游戏是公正的才有推动这场游戏的动力，我们就必须在彩票立法中首先保护彩民的合法利益：一应确保彩票开奖是随机的；二应确保彩票信息真实、准确；三应确保返奖奖金安全、合理；四应确保彩票发行公平、公正；五应确保彩票信息透明、有效。即使彩票立法不能穷尽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彩票纠纷的具体措施，也应确立司法机关在纠纷解决时依“有利彩民”的原则作公平的裁判。而这些目前看来尚似理想化的设想，前提还在于“部门彩票”必须还原为“国家彩票”。全国人大主导的彩票立法更应超越部门利益之争，并应及时将彩民代表和第三方代表吸纳到立法程序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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