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商业时代：科技创新 勤奋国度的切肤之痛

    争论了将近一年(指2004年)的“拉美化之忧”(指靠外资带动的经济高增长将随着全球性产业大转移而导致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典型例子是巴西、阿根廷这两个拉美国家)最终以权威专家的所谓“伪命题”和相关政府部门出面申明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不变而告结束。但问题并没有因为宣布是“伪命题”而消失：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进步并不同步；外资企业快速进入而内资企业却被束缚有余；加工贸易型收入增多，而技术附加值收入增加缓慢，相应的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乏力，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外资 一旦大幅撤走，则有大幅下滑之忧。

　　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否称之为“拉美化”，问题是存在的：技术创新乏力已经变成影响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政治经济体制、国企改革、制度创新、教育改革，甚至人口老龄化及三农问题等，几乎所有事关发展的重大问题，无论性质和论题范围，全都化作“技术创新”这样一个具有很强技术色彩的问题。

　　创新之痛

　　中国被认为是最勤奋的国度之一，从以下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中国科学家最勤奋最辛苦，工作时间长达每日9.68小时，连周末也工作7.73小时。但很遗憾，原创性成果却不多。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居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科研质量不高，从1993年到2003年，美国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为12.2，中国只有2.8；发明专利少，仅占世界总量的1.8%。相比而言，2003年，韩国投向研究开发的费用达160亿美元，占其年度GDP总额的2.68%。韩国在研发方面的一些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2002年科学技术竞争力列世界第10位，研发投资和研发人力分列世界第8位和第9位，在海外获得的专利数占世界第10位，企业研究人员每千人注册的专利数居世界第1位。

　　但就发明专利这一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来看，中国国内的专利申请者更多地集中在实用型号以及设计专利上，而国外的申请者则集中在发明专利上。自1985年到2001年，中国国内专利申请类型，实用型号占67%，设计专利占28%，发明专利仅仅占5%；而同期国外申请专利类型是，发明专利占65%，设计专利占31%，实用型号仅仅为4%。日本每年发明专利申请达40多万件，美国20多万件，德国15万多件。IBM、NEC、佳能、三星、杜邦、日立、飞利浦等大公司，目前拥有有效专利数万件，每年的发明专利申请就有上千件，有的高达1万多件，如此多的有效专利成为他们雄霸国际市场最重要的资本。而我们全国上万个大型企业、5000多个县级以上的科研单位、1000多所高等院校全年的发明专利申请只相当于国外一个公司，有很多企业没有一件专利，差距非常之大。

　　此外，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高速增长，所占市场份额已过半，而我们的技术消化能力却没什么长进。在日、韩，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费用是引进投入费用的3～10倍，而我国这个数字还不到4%。

　　痛的根源

　　当面对上述冷冰冰的一连串数字时，与其问我们的创新能力为何如此乏力，不如想一想创新的源头问题。

　　中国技术创新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三大产业之间严重失衡。中国从开始工业化的那天起就铸就了三大产业的不均衡，严重背离了国际通常的比例关系。中国现在的三大产业比重是15:52:33，而世界平均是5:31:64，即使是世界上低收入国家也在10:38:52。显然，中国第二产业过高，第三产业严重滞后。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究竟有何关系呢？如果工业企业得不到相关服务业的支撑，那么不仅很难创新，就连工业本身怕是也难以持续。

　　不公，痛的最大表现

　　虽然一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但国企与民企在中国的不同待遇却如此显著。

　　仅就国家财政的研发投入一项而言，直到1999年8月国家技术创新会议上的措施出台之前，国家每年拨付的研发费用，民营企业基本上得不到；即使是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出台了，也多是口号多于实际，至于民营企业一般的贷款难更是人所共知。而这种所有制歧视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虽然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比重历年都没有低于60%，1997年、1998年、1999年连续三年计划超过80%，而在这些国家财政投入中，民营企业几乎很少得到任何补贴。而民营企业在此期间所上缴的税收到2002年底，已经接近37%；而同时，2002年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64%。

　　另据新华网的2004年9月消息，“中国目前90%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中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和出口总额的62.3%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说，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2/3来自非国有经济”。事实上在多个省份，民营经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早就超过半壁江山了。

　　尽管民营经济的力量和贡献有目共睹，但国家财政却仍在为无效、低效的国企承担兜底义务。1998年国家从国有银行直接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4年将450亿美元注入国有商业银行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将这些资源的部分投给民营企业，如果其中一部分投给民营企业作为研发资金，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岂能如此低下？再看两组数据：

　　● 第一组：民营科技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快速增长

　　1992年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入297亿元，实现利润33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出口创汇1.95亿美元。到2003年，技工贸总收入达37105亿元，是1992年的124.9倍，平均年增长11.36倍；实现利润2295亿元，是1992年的69.54倍，平均年增长6.32倍；上缴税金2054亿元，增长了171.17倍，成为我国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出口创汇787亿美元，增长了403.59倍。

　　● 第二组：民营科技企业总体规模、数量和实力不断增强。

　　1992年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为25979家，2003年为124937家，企业数量比1992年增加了380.92%。而国有、集体科技企业比重却持续下降。分别从1992年的9%、48%下降到2003年的3.51%、7.13%；私营、个体科技企业比重不断增加。从1992年的12.95%增加到2003年的27.62%；股份制科技企业发展迅速。1993年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只占民营科技企业总数的3.11%，而到2003年时股份制企业已占53.8%。

　　痛的直接原因

　　如果说我国技术创新乏力的远因是制度，近因是产业结构和所有制歧视的话，那么大企业(主要是大国企)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长期未能形成，则是直接原因了。

　　随着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强化和政府、民众对国企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不满，1997年与2002年相比，企业主要是大国企在研发经费主体的地位终于有所体现，从1997年的42.9%上升到2002年的61.2%。但从相关的变化可以看出，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并没有随着经费投入量同比上升：经费上升近30%，而申请量只上升了18.5%。

　　可见，大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并没有随着经费投入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这与大国企在这期间的经营表现给人的印象是相一致的：库存增加，利润减少，银行坏账增加，腐败案增长。

　　从西方工业化发展史，学者们早就得出了大型工业企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的结论。钱德勒在《大企业与国民财富》中这样写道：“自从19世纪后几十年第二次产业革命爆发至今，大型工业企业在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在推动国际经济的发展及推动经济转型方面，一直扮演者中心角色……这不仅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现代经济的发展通常是表现在工业的发展上，而且还因为制造企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企业，一直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研究开发工作，而这些工作对于20世纪持续的技术创新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钱德勒的精彩论述不仅指出了大公司在技术创新中的突出贡献，而且还深刻地阐述了大企业在社会秩序演化中的无形的作用。

　　如果再参照熊彼德和范吉尔登的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波理论，由于经济系统中引入了重大新技术导致大约半个世纪一次的周期性波动。那么，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正好符合这个周期。50年前，中国经济在前苏联的援助下，建成了初步的工业化框架，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技术引进。但是到今天，老国企的底子已经被掏空了。

　　因为我们的大国企并没有像西方经济制度下的大企业那样扩散技术与知识，塑形社会，甚至连自我积累与更新都做不到。经过了50年的发展，大国企并没有在技术积累和创新上做出多大成绩，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不得不再次大量、甚至是重复引进，而引进之后又不去消化吸收。

　　“拉美化之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即目前中国经济的腾飞更多地依靠了外源模式而非内源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2004年讨论了近一年的所谓“拉美化之忧”就不是杞人忧天之忧了。现在，似乎所有的问题全都集中到了技术创新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从技术入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当务之急，是从最切近的原因入手，就是要落实技术创新主体大企业的创新问题。而大企业之所以能担此重任，一个内在的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这正是国企改革总没有搔着的痒处。MBO也好，上市也好，现代企业制度也好，独立董事也好，治理结构也好，如果没有内在的企业家精神，这一切都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花拳绣腿，好看不好使。国企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无须多评论，只需看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得到增强，技术上是否可持续发展，就可看到真货色。

　　前些年学界讨论东亚经济特征时，总有论者提到东亚经济中“强政府”的影子。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我们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强势政府是不错，但强势政府起作用的背景是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企业，是有一个个充满企业家精神的大企业构成的经济系统。这就是日本、韩国企业能在强势政府的环境中快速成长的原因，也就是大企业以其市场力量构成政府、企业、高校、产业集团等主体之间的高效秩序。这些不同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不仅不破坏市场规则，还被市场规则所塑形、构建、润滑，独立的自由企业制度就寓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