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苏卫之蚀：环卫部门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

　　阿苏卫之蚀

　　本报记者 漏丹 北京报道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阿苏卫村是一个拥有1200名居民的村子。2005年元月的一天，一辆车从村里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里驶出去，惊起一片正在找食的乌鸦。

　　在一个多星期之前，58岁的村民张庆国因脑溢血去世了。“傍晚还看到他在村里遛弯儿，晚上十点多就让急救中心的车拉走了。”38岁的刘强坐在炕边的凳子上回忆道。

　　2002年，这个村失去了8个人，2003年和2004年分别是9个。这里既有年老体弱者，也有正当壮年的劳动力。

　　村卫生室53岁的医生张万庆在村子里做了十多年的村医。最近几年，他发现村子里30多岁的壮年人得高血压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加，20来岁的年轻人经常患感冒且不易康复。

　　张万庆怀疑村子里患病率增加和距离阿苏卫村大约一公里远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有关。这几乎是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周边村庄所有村民共同的怀疑。

　　小汤山镇二德庄村距离这个垃圾填埋场更近，只有570米。曾经在2001年当过该村村长的史建柱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垃圾场，我们村里非正常的死亡就增加了。以前，村民一般都活到七八十岁，现在40多岁的村民都突然得病死了。”去年，这个350人的村子死了3个人，年龄分别是43岁、57岁和58岁。

　　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从1986年开始修建，1994年投入运营，占地26公顷，位于北京市西北郊。

　　“前些年修建的垃圾填埋场，绝大多数都发生了渗漏污染现象。”赵章元说。今年60多岁的研究员赵章元去年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退休，现在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他曾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作过渗漏检测试验。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主体部分是原先建的，防渗性很差，漏得厉害。”赵章元说。赵章元指出，电池等垃圾一旦分解，就会释放出直接致癌的重金属和有毒有机物。长期向地下渗漏大量剧毒、有毒物质和各类病原菌、病毒等污染物，地下水的污染将难以收拾。而长期生活在高度污染的环境中，人们对疫病的传播将难以设防。

　　赵章元发现在距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东南4公里以外的张坊村，地下水也已经遭到污染。按此计算，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周边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已经受污染。昌平区位于北京西北，那里是北京地下水的上游。赵章元说，垃圾填埋场不应该设在那个地方。

　　村民的生活

　　1月23日，星期天，走进阿苏卫村或二德庄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几乎不见人迹。

　　刘强穿着浅绿色毛衣，刚从院子里劈完柴回到母亲的炕前。他的心脏从去年开始出现问题。去年3月10日，他胸闷难忍，立即被送到医院输液。

　　母亲韩春菊跪在炕上。63岁的她头发花白，门牙已全掉光。1月13日，她刚从医院出来。这次住院花了8000多元钱。出院后她和媳妇两人又马上病倒了，两人的输液费花去1000多元。媳妇与儿子同龄，也得了喘不上气的毛病。

　　“还好去年年初公社有了大病统筹，每人每年交10元。8000元能报销3000多。”刘强说。

　　但刘强仍然感到压力很大：“老人一年医药费就要1万多，这怎么过啊？”韩春菊屋里除了一个大炕，就是一排破旧的矮柜子。拉开柜子的门和抽屉，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药品。

　　“这里的人可怜啊！夏天都没法凉快。气味太重，关了门窗还闻得到。”韩春菊说。她每天要用氧立得吸两次氧，一天花6元。现在，村里不少人家都买了排风扇、氧立得、大氧气筒等。

　　在韩春菊的炕头边，装着一个自来水龙头。水是从燕山引过来的，一吨水花两元多。这里的地下水是再不能喝了，这一点村民们都很清楚。

　　还在喝地下水的牲畜，死胎和猝死的情况很多。一位56岁的二德庄村妇曾养猪十多年，但从4年前开始不再养。“养一窝死一窝。最后那年赔了1万多，23头猪只卖了2000块钱。” 她还记得，四五年前最后一年种麦子时，收到的麦子是粉红色的。

　　赵章元说，现在污染已经进入了食物链系统，牲畜喝地下水长大，蔬菜和粮食从被污染的地方长出来。这里村民长年靠种地、养殖为生，粮食和家畜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市场。

　　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里，填埋场高出地面50米左右(原计划40米)，一层泥土一层垃圾的做法并不能把垃圾盖严实，整个填埋场上方露出各种各样的塑料袋。

　　“在垃圾填埋场南边马路边上，有黑水流出来。那水臭着呢，结了一层冰还臭。”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里的几户人家还不清楚在垃圾填埋场边上喝地下水有多危险。

　　“环卫部门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作过多次检测，但每次检测结果都不告诉我们。”史建柱抱怨。

　　阿苏卫填埋场原来只负责处理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垃圾，每天处理1200吨。但后来每天处理垃圾量达到3500吨，这些垃圾包括来自朝阳区、顺义区和昌平区的商业垃圾。

　　村民们甚至在这个理应填埋生活垃圾的地方，看到了医疗垃圾。2001年，六七位村民代表应北京市环卫局邀请到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参观。史建柱那次走到垃圾堆上面，看到了三个装有沾满血迹的纱布的塑料袋。每个塑料袋大约有三四两重，袋子上有医院的名称。

　　2000年，垃圾填埋引起的矛盾终于激发了。忍无可忍的二德庄村民在这一年前后七次拦截通往垃圾填埋场的各种车辆。这一年的截车事件惊动了北京市环境管理局领导。

　　此后，二德庄村民说，北京市政府曾在2001年发文批示，利用邻近的百善镇孟祖村700亩良田地，作为二德庄搬迁的地方。孟祖村距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5公里。但后来百善镇政府却在这块良田地上进行土地开发，那里的商品小区已经出售。

　　当记者向百善镇政府求证时，百善镇政府宣教处负责人说：“关于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事情，我们向区政府、市政府都打过报告。2000年只有一个搬迁批示下来。当时北京市领导在办公会上作了批示，有一个会议纪要。至于你说的文件我没有看到过。”他同时表示，百善镇政府的用地规划项目已经由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批了，二德庄村民将被搬迁到百善镇的牛坊圈村旁边。

　　牛坊圈村距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大约两公里远。村卫生室医生齐茂先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说，该村共有900多人，目前有60%成年人患有哮喘、肺气肿类病，妇女中有2人死于乳腺癌。三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患有脑血栓的人数比例达60%以上。

　　2001年夏天，牛坊圈、二德庄和阿苏卫三个村庄联合起来进行截车。这次的截车持续了七八天，每天24小时都有七八百人守在马路上。

　　在那次事件后，当地政府给这三个村子的村民补偿。二德庄村民每人每天能得到1.5元补偿；牛坊圈和阿苏卫村民每人每天能得到1元钱。

　　在这次补偿政策的实施中村民才了解到，从北京市市政管委会环卫设施管理处下辖的清洁四厂修建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开始，北京市相关政府就已开始为填埋场周围的居民提供补偿费用，但在2001年之前这笔钱没有分到村民手中。直到现在，村民们也不知道，北京市政府针对几个村子的经济补助标准到底是多少，之前市政府提供的补偿费用去了哪里。

　　史建柱说：“我们也非常体谅政府。北京市的垃圾总得运走，不污染这里，也污染别处，总得有人做出牺牲。但补偿问题一定要说得过去。”

　　同时，在当年10月和11月，时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赵章元，应北京市市政管委会环卫设施管理处的邀请，到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检测。2001年的12月25日，赵章元向北京市市政管委会作了报告。

　　“我们发现问题严重。”赵章元说。据赵章元介绍，当时市政管委会有关领导在听取报告后，主动表示将继续详查、研究办法，态度积极。但一段时间后，市政管委会某部门突然组织一些记者发布新闻，称北京市垃圾填埋场不存在渗漏问题，并在某报刊上表示“该垃圾填埋场过去没有渗漏，现在也没有渗漏，以后也永远不会渗漏”。2005年1月25日，记者致电北京市市政管委会宣教处时，对方回答称“关于垃圾填埋场的事情，我们已经请媒体来做过说明”。

　　赵章元告诉记者，市政管委会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曾投入上千万元，对其地下做了帷幕灌浆。他对这个做法并不满意，并在论证会议上提出意见，认为这样把垃圾圈在一个漏盆中，只能减缓侧漏，不能解决盆底渗漏问题。与会专家认为该问题十分重要，应另行做专题论证，但事后却杳无音信。

　　2003年，当赵章元发现垃圾填埋场治污措施迟迟推动不起来时，他将疫病与填埋场污染问题做了综合分析，向政府部门递交了书面报告，并通过媒体多次呼吁，受到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重视。

　　现在，赵章元多少感到有些无奈。事情的进展依然缓慢，问题的解决仍在等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