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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环保的忽视，使得中国电力投资成本极低，拉高电力投资的环境成本势所必然，但这并不等于提高行政审批成本。
一边是电力紧缺，一边是电力投资不断被叫停。
继发改委紧急叫停6000亿电力“违规”投资之后，环保总局再出重拳，在1月18日通
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建或即将开工的30个电力项目“违规”，并要求“下马”。在环保总局叫停的项目中，有国家发展战略性项目、20年前就开始可行性论证的溪洛渡水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仅次三峡工程，达1260万千瓦，发电量等于云南全省目前的总用电量；有赶这次“电荒”的项目，如徐州华鑫发电公司扩建2×300兆瓦工程等项目；还有一些延伸性投资，如为确保三峡工程安全运行的三峡电源电站和三峡地下电站。
如果投资果真停下来，由于这次环保总局出手突然，巨重损失谁来承担？电力准入体制不畅，中国电力投资体制越发演成迷局。
此次环保干预或许可能产生四种结果：一、严格标准执法，项目拉下马；二、不了了之，则环保部门颜面扫地，干预变为无效；三、两者妥协，罚款了事；四、确定一个环境购买价格，由投资者掏钱购买。
第三种结果最可怕，第四种结果最理想。第三种结果，不仅破坏了环境，还加大了电力投资成本。这可能导致“电荒”继续闹，环境也继续被破坏。但第四种结果又存在问题，向谁购买？是环保总局还是当地百姓？购买的费用干什么，是再造环境还是环境补偿？如果向环保总局购买，这肯定将鼓励它进行干预，环保干预变味为权力寻租。
目前的电力投资的环境评估，多由电力系统内部的环保部门进行，这从程序上难保公正。并且，这些部门通常对原国有电力部门的投资大开方便之门，民营资本则由于是竞争对手，难获公平待遇。
长期以来对环保的忽视，使得中国电力投资成本极低，拉高电力投资的环境成本势所必然，但这并不等于提高行政审批成本。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环保总局介入电力投资无可厚非，但何时介入，介入什么程度、角色如何？这却要有个“确定性的行为”。环保总局和相关部门内的环境评估部门权力关系必须明确。
如何平衡电荒—环保—管制之间关系，电力难题需要系统解决。按电力改革确定的市场化目标，监管部门只应该对“市场失效”部分进行监管，在电力的四个环节发—输—配—售中，发电和售电是最有条件进行市场化的。但非常奇怪，这两个环节被监管却多。
如何达到电力供需平衡？历史证明了审批性管制是没办法解决的。历次干预的结果仍是电荒不断。由于审批性干预充满了很强的权力随意性，审批过程总是伴随着大量的腐败产生，一些该上马的项目常常被否定，不该上马的项目却上马了。结果既没有解决供求平衡，又没有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要解决电力供求关系，只有顺应市场潮流，为准入提供一个竞争性机制。但由于电力投资的特殊性，投资本身会产生很多非市场影响，如环保等。这就要求对电力准入进行社会性监管，而不是市场性监管。但谁来行权？从电监会成立时的目标和职责看，监管应交与电监会，但电监会出手，一是“无法可依”、无权可行，本应授予电监会的权力还被发改委牢牢抓住；二是电监会本身脱胎于原国电部门，从利益选择上会鼓励电力投资。
既然明确了确定性的政府行为和竞争性的市场是电力改革的目标。这样，改组电监会成了必然选择。改组的电监会在构成上必须多元，不仅有“电力性”特征，还要有“社会性”特征。在行权方式上电监会不是直接审批，而是作为一个组织者组织环保等部门进行合议。电监会在准入监管上不再是具体行权部门，而是行权组织系统。电监会不再是一个电力部门的“上级”部门，而是一个相对超脱的社会性组织监管部门。
然而，要使电监会负起责任，就要使电监会能“挺”起来。这不仅是职能转变，更重要的是权力关系移交。把目前在发改委手中握着的电力审批等权力交给电监会，并把审批权转化为监督权。
这可能是电力改革引发的最深刻的结果。这不仅是一个权力交接，它引发的是一场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权力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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