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2004年12月11日后正式进入到“入世”的后过渡时期，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再度成为受高度关注的问题。无论今天存在着什么样的不确定性，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两年后中国的服务业和金融业要实施全面开放的政策，外资进入中国经济的领域将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以及与中国经济其它部门联系更加紧密的领域。这样一个确切的变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可以预料的影响呢？这需要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形成背景说起。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遇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汇率制度的安排和选择。汇率是联系国内经济发展和外部经济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从东亚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经济高速起飞之后，选择正确的汇率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政策之一。一般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时期，汇率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只有经济发展达到或者接近发达经济的某个水平的时候，原来的发展政策包括汇率政策才面临重大调整的压力，只有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工资率水平、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资本-劳动比率以及投资率等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只有进入这个阶段以后，效率而非投资的增长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换句话说，当劳动力的供给还相当充裕、工资率还相当低、资本来源仍然非常昂贵的时候，技术进步不可能取代要素投入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在接近发达经济的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中国显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意味着现有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政策应该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面临着汇率的调整压力，而且这发生在我国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阶段而不是10000或15000美元的阶段。显然这会引起人们的疑问，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遇到麻烦了呢？通常的解释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和政策出现了问题。的贸易赤字长期得不到解决。但是话又说回来，美国的赤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美元霸权”的地位可以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只要亚洲国家还将外汇储备在美国市场上，美国就没有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亚洲国家是否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将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的做法呢？我认为目前还不需要，因为对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张来说，这样做的好处太明显了。我的看法是，对中国来说，固定汇率面临的调整压力主要并不来自于美元的贬值，而来自于中国经济内部的部门不平衡问题。
众所周知，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进入和由此而带动的加工贸易的扩张。但是，与东亚经济不同，中国贸易部门过去10年的扩张与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几乎是脱节的。贸易的扩张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个影响是局部的和扭曲的，因为中国的贸易扩张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由于外资企业(目前大约有46万家)成了中国贸易部门的主要推动者，而且这些外资企业通常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与出口几乎发生在同一部门内，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国内其它经济部门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密了。贸易部门扩张对国内经济的传导效应(即“巴拉萨效应”)并不显著，这表现为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外资企业集中和主导的地区。把这些地区拿掉，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还相当的低。在一个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时，我们不能指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在国际收支上，中国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赢余正说明了中国整体经济落后的问题。
加工贸易部门与中国整体经济的相对分离(这个分离主要由外资主导贸易造成的)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幻觉的重要原因。虽然贸易部门的扩张速度非常快，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但是由于贸易部门的扩张局限于外商企业的加工贸易，并不能显著地拉动中国经济其余部门的扩张，所以来自贸易的帐面赢余被迅速地积累起来了，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虚幻的压力。真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局限在外资和贸易部门的话，是不可能有在国际收支上积累起这么大赢余的能力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该足以吸纳掉这些赢余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但目前却还没有能力这么做。在这样的格局下，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很可能为加强贸易部门与国内经济的联系、打通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渠道，打开一个重要的通道。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可以激活国内经济的存量需求，让长期落后于贸易部门的其它经济部门可以有一个更快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平衡国内经济部门的发展以及矫正贸易部门发展中的扭曲状态都是重要的契机。此外，服务、商业、金融以及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全面开放能够使外资进入的领域更加宽广，更多的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经济中那些尚未发展的领域，能够减轻加工贸易的扭曲程度，从而大大减弱人民币汇率承受的调整压力，可谓“用市场换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也使中国的本土企业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近这些过去难以接近的存量部门。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经济体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和民营部门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以更有效率的服务来进入国有和长期以来由国家主导与垄断的部门与行业，而且这种“进入”将会更多地采取股权收购等“激活存量”的方式。这对于从整体上克服我们现在的存量需求不足的状况、调动存量部门去吸纳外部部门(国际收支)积累起来的过度不平衡的赢余是极其有利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有制度框架就不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毕竟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非常低，还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技术选择还受到劳动资源禀赋的限制，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还比较稀少，技术进步也不够快，创新还不是企业的主导战略，大规模的离岸生产也还不可能发生。在这种状况下，现有的经济发展政策，尤其是贸易扩张、固定汇率、制造业发展以及鼓励外资的政策等，还不可能做出重大的调整。因此，服务业、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更全面的开放对两年后中国经济维持更长久的增长空间仍然是一个利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