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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一孔
一般的中国人，春节不能不回家。在厚重情感的驱使下，回家的人甘于承受春运中的百般滋味，其中包括拥挤、等待，也包括似成惯例的春运票价上调。
今年铁路春运的涨价方案已经在前些天出台，对选择回家过年的外地人来说，应该
不外乎两种态度———要么是烂熟于胸、精打细算，要么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无所谓。但方案所产生的结果却只有一种，那就是，很少有人能因为15%或20%的涨价而停止归乡的步伐，因为在回家和涨价的惯性中，没有人能够二选一。这种现状使铁路交通部门试图通过涨价来调节运力的初衷，难以变成现实。
具体说来，在普通人眼里，因为收入的缘故，民工兄弟和学生朋友显然是受涨价影响最大的人群，同时他们又恰恰是回家情结最重的人群。所以，说春运就是以民工、学生为主体的疲劳战一点也不过分。然而，这类群体往往在春运路上的各类需求相对较少，由此，他们对价格上涨和服务质量是否成正比并不敏感，在茫茫人海中能有一个座位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牵挂和奢望。当然，不论列车是否晚点，不论车次是否临时有变，春运涨价不应也不能挡住他们的脚步。
人还是多，票还是少，车还是挤。
那么，春运涨价到底挡住了谁的脚步？如果车厢内乘客多了，数量依旧固定的乘务员的劳动强度必然加大，譬如，打扫卫生、提醒下车、供应热水、开放卫生间等基本应尽义务，都需要随着乘客的增加而发生量变。在乘务员数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买了涨价票的乘客，享受的肯定是顾此失彼的打折服务———多掏的那15%或20%到哪儿去了？屡屡出现的这种质疑只能说明春运涨价挡住的是乘务员的脚步。
早在2002年，曾以“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而名噪一时的河北律师乔占祥就提出：应该对涨价得失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据粗略估算，每年由于涨价因素，铁路方面会多收入数亿元，这样一笔巨额收入用在了何处？今天看来，乔占祥不留情面的发问，让更多的乘客意识到，票价涨了，可坐的车为何依然还是没涨价时的硬件设施———多掏的那15%或20%到哪儿去了？原来，列车设施在涨价面前，脚步并未前行。
在软硬件设施和涨价不对称的情况下，乘客还是无法选择地跟上春运涨价的步伐，这反而映衬出承担春运任务的部门没能跟上乘客需求的步伐，即使已经听见了有些振聋发聩的涨价听证呼唤。
春运来了，回家和涨价都无法回避，但问题在于，这个无法回避只属于乘客一方。
作者为本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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