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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记者 杜 亮

　　[即使不遭遇宏观调控，他也很难成为中国钢铁界的“大人物”]

　　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铁本公司并不是惟一的“受冲击者”，但其老板戴国芳显然属于“最受伤害的人”。

　　2004年4月15日上午，戴国芳在公司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层干部会，下午即被有关部门“带走”。临行前，戴对其副手说：“我没事，我去就是协助进行调查，很快就会出来的。”

　　半年之后，41岁的戴国芳仍被羁押在江苏常州市看守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7月份公布的专案调查结果，由戴任法定代表人的江苏铁本钢铁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累计“偷税达2.94亿元”。如果这一结果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定，戴可能面临3年以上的刑期。

　　“偷税”显然不是“绊倒”戴国芳的直接诱因。比“偷税问题”更先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戴国芳要在长江边上建设的那个840万吨的钢铁项目。最晚在2004年2、3月份，铁本的这个“违规”项目就进入了中央9部委的调查范围。关于“违规”的指控很多：有立项上的越权审批、有违反环保法规、有非法占地、还有违规贷款。

　　当然，很多人宁愿相信，戴是“撞在了宏观调控的枪口上”——在2002年以来中国涌现的“重型化”热潮中，类似铁本这样的“违规”操作项目可谓比比皆是。而受到如此“重创”，而且至今不见“回生”迹象的似乎只有戴国芳的这个项目。

　　戴国芳的“大本营”位于常州市东安镇。“他是我们这一带钢铁企业的带头人。”作为戴的同行，刘建刚丝毫不掩饰对戴的尊重。刘是距离东安镇不到10公里的湟里镇一家民营钢铁企业的老板，2004年7月份，刘受政府的委托，开始“代管”戴国芳的“老厂”。

　　戴国芳80年代靠收废钢起家，后来又先后承包了附近7家濒临破产的国有钢铁企业的部分车间，并借此完成了其“原始积累”。他的这种模式为当地许多民营钢铁老板所效仿，其中也包括刘建刚。在1996年创办铁本公司之前，据说戴国芳已经有了1亿元的“身家”，“几辈子也用不完。”可戴并不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暴发户”。

　　三年前，戴的座骑只是一辆红色的“桑塔纳2000”(后来换成了别克)，还是别人抵债过来的。“他惟一的嗜好就是赚钱、投资。”一个银行界人士说。

　　戴的“市场眼光”和“吃苦精神”换来了他早期的成功。不过，当一个年产能不过150万吨的小钢厂的老板，突然升起打造近1000万吨级钢厂梦想的时候，“悲剧”似乎注定要发生。

　　“没进铁本之前，我也觉得这个企业应该是挺赚钱的。进去之后，才发现它实际上是亏损的。”刘说。“在内部管理上，可以说是严重失控。”内外勾结，损害企业利益的事情经常发生。这些问题，当初戴国芳本人并非不知道，但是戴有一个观点：我赚1块钱，让别人赚2毛钱有什么不可以？

　　“实际情况是，戴赚了1块钱，别人已经赚到1块3了，”刘建刚说，“民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要靠制度管人，而不是感情管人。铁本在管理上的巨大漏洞，前面提到的那位银行界人士也曾向戴提醒过，不过，“每天工作15个小时”的戴似乎无暇处理这类“小事”。

　　回过头来看，即使铁本840万吨的钢铁项目能够侥幸躲过宏观调控之“劫”，以戴国芳这种“低级的管理能力”，似乎也很难保证他实现成为中国钢铁界重量级人物的梦想。

　　“铁本项目的成功是偶然的，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在几座兀立风中、外表已经生锈的高炉下，铁本一位留守江边工地的中层干部对本刊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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