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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和大国企在这一轮调控中“命运迥异”
一套密集的宏观调控“组合拳”之后，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贷款增幅出现下滑。钢材价格明显回落。来自发改委、央行、国家统计局等各部门的通报都强调，“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对刘永行来说，这个“成效”就是他的包头稀铝项目被迫压缩一半的规模。5月间，本刊记者赴包头采访该项目时，包头市计委的同志再也不说什么“包头速度”了，代之以“我们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报道。”
“树欲静，风犹不止。”没过多久，关于“宏观调控是一刀切”、“是针对民营企业”的指责便此起彼伏。这从《中国新闻周刊》5月底发表的一篇题为《“洋钢铁”、“土钢铁”的迥异命运》的文章中便可窥知一二。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4月末，常州铁本钢铁公司被国家9部委查处，而同一时间，澳大利亚独资钢铁企业博思格公司却在苏州红火地开建。”事实上，“命运迥异”又岂只在民资和外资之间。国有企业在“这一轮”调控中几乎是毫发未损，甚至乘机加紧了扩张，比如东方希望要挑战的中铝。这种并非“空穴来风”的指责使得宏观调控的决策者感觉有必要给个说法了。
7月12日，温家宝邀集9家企业负责人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有参会的企业家提示温总理：“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宏观调控控制的就是民营企业发展。”温总理正言道，“这是错误的观点。”
大约半个月后的7月25日，国务院在青岛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同一天，据说在经过激烈争论后，“胎动”半年之久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了。其中一条是：“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
8月28日晚，温总理在温州又强调说：“大家也可以用实践来证明，宏观调控最终对民营企业有好处，特别是对加工企业。”
此时的刘永行似乎也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9月，在东方希望2004年第三次总经理会议上，刘永行说：“为了自己的使命努力奋斗的人，上帝都会为他让路。”他还讲到：集团饲料业和铝业两大主业齐头并进，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此前，他刚刚和其他9位民营企业家一起，随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访韩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一行应该增添了他说话的底气。
而王林祥好像依然在困境之中，6月份《中国企业家》在做《紧缩时期的融资》这篇报道时，王坚决不愿接受采访。报道出来后，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们已经很难了，还说那些干什么呢？
但他还是有好多话要说。8月份，在央视的节目上，人们听到了他的声音：“坦率地讲，现在我上的发电项目已经投入14个亿了，还是没有发改委的批件，但是我这个箭已经射出去了，回不了头了。我们集团决定，响应一下国家号召，勒紧裤带，先上2乘33(千瓦机组)，以后如果再没有其它融资渠道，就只能自己滚动发展了。”
9月8日，郭广昌在公开场合说，建龙钢铁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我愿意当众表个态：现有股东有足够的实力建成建龙项目。”在谈到“是否会和别人合作”时，他表示，“我们愿意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欢迎各种资本一起参与建龙的建设”。几乎与此同时，有媒体披露，宁波建龙以“民退国进”(杭钢控股)的方式得以重生。不过，同属“难兄难弟”的铁本就没那么走运了，记者12月中旬去那里采访时看到，9000亩的项目现场仍是空空荡荡的。据说，重组方案要由中央拍板。
“地产骇客”孙宏斌的资金链也因为宏观调控而广受关注。顺驰6月份在香港上市的计划没有实现似乎在意料之中。8月7日，在博鳌的地产论坛上，他承认“其实最难受的还是钱。”疯狂圈地的豪情已荡然无存。不过，他仍然坚称：“今年我们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目标，要达到100个亿，根据我们最后一轮的保守估算，今年的销售回款可以达到120个亿。”话音未落，台下的王石就说“睁着眼说瞎话。这是吹牛！”
而6年前曾经宣称要在“低谷中扩张”的荣海，虽然并非本轮调控的焦点人物，但据说他近日正在出售所持的一家商业银行的股权。
11月，荣海出席了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主持的一个“非常封闭的、有十几个国内民营企业家参加”的沙龙。已经在公开场合消失多时的德隆二号人物唐万里也出现在会场。据说“会议的气氛比较悲壮”，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中国企业在这一次宏观调控中遇到了一些不是完全市场经济的手段，大家确实要看天行事。
一个月后，黄孟复在重庆表示：“国家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2005年中国民营经济将面临良好的宏观环境，社会舆论环境会大为改善。”
在200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发生了两件事，可以视作“这一轮”的一个休止符。
一是：10月28日下午，央行网站上悄然出现加息的决定。这是中国9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市场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在动用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之后，中国政府终于转向了利率这种更市场化的手段。
二是：11月1日，发改委主任马凯站出来说话。他针对市场关于宏观调控的8大疑问一一作答。虽然他的辩白事实上并没有释解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12月初，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2005年要“继续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措施。郭广昌对此的理解是：“所谓改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界定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的界限，能够让市场去调控的事情，就要让市场去做，不要用行政的手段去取代调控的一切方式。”在经受了宏观调控洗礼的中国商界人物中，作为“幸存者”的郭广昌应该是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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