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 山雨欲来

    商界巨头对转型升级跃跃欲试，全然忽略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自2003年下半年悄然发端

　　告别平静的2002，2003年以一个令人兴奋而又不安的数字打动着官员和学者们：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9.9%，比上年高出2.3个百分点，这是1997年以来的新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55亿元，增长27.8%，比上年同期加快8.2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通缩，一丝过热的迹象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察觉。不过，突然公布的非典疫情打乱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第二季度，GDP增速降为6.7%。非典，营造了一个非正常的小周期。

　　不过，非典阴云尚未散去，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增就轻松辗过了这道坎儿。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投资增速亦高达31.1%，比2002年同期加快了近10个百分点。在这些投资里面，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同比下降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同比增长41.5%。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还是在这一年的两会期间，继1999年之后，《中国企业家》杂志组织了主题为“新政企关系：新政府与企业家”的沙龙。此时，非典疫情尚在“地下蔓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换届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沙龙上的“两会”代表、委员们大多在谈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期望。

　　只有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发出的声音有些刺耳，他说：“要减少审批，特别是竞争行业，更不需要审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应该是朋友的关系，更应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

　　王林祥的话或许和他正在筹划的规模宏大的煤电联产和硅铁项目有关。现在距离这个项目开工只剩下4个月了，而他还必须面临审批的关卡。

　　3月，江苏铁本在数千亩土地上开始拆迁平整房屋、耕地。“以铁为本”的戴国芳大概此时还不知非典过后被中央反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为何物。他也不会想到，在动迁补偿过程中埋下的隐患日后会成为令铁本项目“折戟沉沙”的一个“炸弹”。

　　非典让大多数国人不堪回首，不过在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个回环曲折、惊心动魄的商业故事，却让一个人在事后深感庆幸。这个人是汇源集团的董事长朱新礼。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轰然倒下的“整合者”德隆。

　　德隆精心构造多年的“产融帝国”曾经感染了不少的企业家，朱新礼曾经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2000年，在被德隆国际CEO唐万新请到新疆参观了他们的万亩番茄基地后，朱新礼被打动了。次年3月，汇源和德隆旗下的新疆屯河合资组建“北京汇源”，屯河出资5.1亿元持股51%，汇源则以实物出资4.836亿元持股49%。

　　到2002年底的时候，朱新礼开始“感觉不对了”。那时的朱新礼已经看到了德隆快要崩断的资金链。用他的话，在“非典最非”的时候，他几次前往上海，要求德隆撤出。这太难了，多年来被扯进德隆漩涡的企业，似乎还没有能全身而退的先例。几经反复，几多意外，朱新礼靠“阴差阳错，很多说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天助，还有幸运”，终于摆脱了德隆。

　　“非典期间，记者都不敢出门采访我，如果太多的记者采访，我可能就忍不住了，一说就麻烦了。”朱事后回忆说。如果不是非典，朱新礼的爆料很可能令德隆大厦提前一年崩溃。

　　7月，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开工了，这个项目寄托着他的重型化梦想。项目位于京包银兰经济带的工业重镇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主要生产高载能系列产品硅合金、金属硅、金属镁等。

　　“我们第一期投资就要达到37亿，最终实际投资要达100亿以上。现在我们自筹20个亿，银行只配套17个亿，还有融资的空间，但我们第二步不想借贷融资了。这个项目上来后，2006年就有6个亿的利润，它的价值至少是60个亿，我只要拿出30%的股份就可以融到18个亿。现在我们的贷款都是银行找上门来。”《中国企业家》2003年12月采访王林祥的时候，他的信心着实让听者动容。而且他明言，就是国家发改委不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先上了再说，他认为自己从改革20多年来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开始不让干的事自己先搞，一放开就搞上去了”，所谓“胜者王侯”，而且最根本的是“有内蒙政府的支持”。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迈出了更大的步子。6月19日，东方希望集团与河南黄河铝电集团、美国杰德金属公司、先锋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四方共同签署合资合同，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共同建设年产105万吨氧化铝项目。

　　7月，学术界开始对“过热”问题给予关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是其中较早的一位。2003年7月，樊纲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注意经济出现过热苗头。9月，学者许小年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发表了《没有温度的高烧》一文，对“过热”提出警告。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刚刚走出几年来的低谷，好不容易开始新一轮的增长，一些指标走高是完全正常的，根本谈不上过热。

　　中央政府对局部行业的投资热度开始有所警惕，但还沉得住气。6月24日，国务院召集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学者和官员座谈，探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听取对下半年经济政策的意见。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并说“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

　　在此期间，房地产业却意外遭遇了调控的“逆流”。6月13日，央行出台旨在给房地产降温的“121号”文件。这个被潘石屹称为对地产业有“颠覆性影响”的文件甫出，业界便传出巨大的抵制声。不顾非典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危险，京城的房地产大佬们开始频频现身于各种会议和论坛上，他们发言的“中心思想”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121号”文件。这种抵制导致国务院在8月31日出台“18号”文件，变相地否定了央行的“121号”文件，这一变故使得率先意识到过热苗头的央行略显尴尬——现在回过头来看，央行当时的这个举措，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更像是一个“早产”的孤立事件。

　　权把它当成一个插曲，再往下看：早年被忽视的电力建设开始报复中国经济。6月份，缺电省份已从上年的12个增加到16个。7月的一个报道说，为应对拉闸限电窘境，杭州市通过节约有奖的办法，每天花费15万元鼓励企业省电。电荒来了。

　　媒体上，对重复建设的指责多了起来。7月16日，发改委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透露，国家相关部门将要对钢铁、汽车、建材等行业进行整顿。大步走向重型化的民营企业们开始感受到压力。银根也开始收紧，8月23日，央行宣布，从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

　　同年7月，顺驰的孙宏斌召开蟒山会议，就进军全国形成一致意见。是年9月到次年4月，顺驰先后从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城市拍得10余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顺驰也获得了“天价制造者”的恶名，并招致同行的一系列指责。

　　刘永行的重型化梦想很快遭遇了挑战。9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曝光10起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东方希望集团的包头电解铝项目赫然位列其中。业内人士认为，当初为了该项目能尽快落地，包头市和东方希望集团显然对于环保审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略过了这道程序。

　　此前，刘永行早已感受到了来自中铝集团搭就的行业壁垒。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就发过文，要遏制“电解铝行业的无序投资”。“有序投资”的当然是中铝——这家国企巨头完全垄断了国内的氧化铝生产，以及电解铝的大部分产能。对刘永行的氧化铝项目，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东方希望没有明确回应三门峡项目是否被有关部门“叫停”，只是承认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合作还是对抗，刘永行面对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2004年1月7日，郭声琨声称，正考虑参股东方希望集团在河南的氧化铝项目，但尚需进一步商谈。在民企受到政策遏制的行业，企图“趁虚而入”的国有大企业还为数不少，以至于后来国资委还专门发文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此时的王林祥还不怎么着急。8月，中科招商在鄂尔多斯开董事会。沙漠里，中科招商总裁单祥双和他的股东王林祥骑在驼背上谈论起硅铁项目。敏感的单祥双指出这个项目潜在的风险，王不以为然。

　　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主调依然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局部性、苗头性的问题，比如，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有所抬头，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信贷投放偏快等。

　　不过这一年，那些搞重型化和并购整合的企业家们对“热”与“不热”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在12月6日《中国企业家》杂志举行的“首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企业家们仍然在宣讲自己的“全球化”梦想。

　　刘永行说：“中国加入WTO，我们不应该局限在一个省，也不应该局限在一个中国，而应该是把眼光放在全世界，我们应该是世界前三名，能不能产生竞争力，能不能战胜他们？我想中国人一定能。”

　　郭广昌则讲到：“作为中国企业，复星的选择是，在全球化竞争当中，成为产业整合的领头羊。”这一年中，他的“复星系”还控股了国有企业南钢股份，创造了中国股市历史上的首起“要约收购”。

　　年底的时候，赵新先再次遇到了麻烦：有一篇报道说，截至2002年底，三九集团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人民币。报道引起轩然大波，赵十分愤慨，四处解释，说其实三九集团欠债没那么多，只有70亿元。

　　200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诸如王林祥这样抱怨“审批制”的民营企业家们大概会非常兴奋地目睹一个文件的“临产”。这一天，酝酿了10年之久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获得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原则通过。方案的核心正是把“审批制”改为“核准制”甚至“备案制”。

　　3个月后，一个细心的媒体记者注意到了这个已经获得“原则通过”、意义重大的文件突然没有了“胎动”——这并不符合一般中央政府文件出台的常规流程。他在一篇文章中质疑道，“改革是否需要服从宏观调控的大局，考虑时机问题。”事实上，这份文件直到2004年7月份才正式“分娩”。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使出的一连串“紧缩性”宏观调控手段几乎震撼了整个中国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