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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底的入世给中国的商界带来了恐惧和不安，也激发了他们大步迈向“全球化”
转眼已是2002年1月，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经济学家们手捧上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依旧忧心忡忡：1-4季度的GDP增幅依次下滑，分别是：8.1%、7.9%、7.6%、7.3%，CPI指数依然在“水面”下徘徊。
这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一年多以后会发生让经济学家们争得面红耳赤的“经济过热”。毕竟，上一次过热相隔已近10年，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已“知冷不知热”久矣。民营企业家们好像在和政府较劲：任国家政策怎么积极，也不轻易拿出“银子”搞投资。
当然，上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件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大事可能会让许多志向远大的中国企业家怦然心动：2001年底，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在这入世过渡期的头一年，乐观者认为，“以开放带动改革”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重新崛起的发动机；悲观者指出，在外资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将面临灭顶之灾。在对“全球化”的恐惧与不安中，国内的企业家开始发力了。
这一年，张宏伟和他的同行张文中开始酝酿一个“关于零售业过度开放的报告”——这份报告在2003年“两会”以提案的形式面世。
是年1月28日，在偏僻的山东聊城市荏平县，东方希望的刘永行与当地的信发热电集团签署了一份合资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成立“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共同建设16万吨电解铝、31万千瓦自备电厂的电铝厂，总投资15亿人民币。
在搞了20年饲料之后，刘永行找到了他的第二主业，他不知不觉拉开了中国民营企业进军重化工领域的序幕，同时也成为即将开始的中国“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的试水者。头几年，东方希望先后在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光明乳业等公司中做了大量投资，不过这些并不是东方希望的主业。他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解释：选择行业有个匹配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企业家，就适合做这样的行业，做金融不太匹配。
刘永行签下协议的第二天，千里之外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大笔一挥，批准了一份报告：宁波建龙钢铁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年产150万吨宽厚板的开工报告。间接控股建龙公司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开始为他的钢铁王国做准备。批准这份报告的管委会领导此时哪能想到，这为日后埋下一个祸根。
大约到5月的时候，戴国芳，这个不嗜烟酒不好色，一心想干大事业的企业家，开始酝酿在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扬中市西来桥镇的铁本项目，这时他的规划还没有那么庞大。
山东项目对刘永行来说似乎只是小试牛刀。8月27日，刘永行来到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的希望饲料厂，这个消息立即被招商局获悉，管委会主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苏文清和招商局的人一起把刘永行请到了管委会。9月2日，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和苏文清又专程飞赴上海，随身就带着一份包头发展铝电一体化的可行性报告。9月12日，刘永行再赴包头，3天后，双方签订了开发协议。10月28日，在双方洽谈仅两个月后，项目正式奠基开工。其后，“包头速度”被内蒙古上上下下尊为学习的“典范”。
刘永行的“东方稀铝”项目计划建设电解铝生产能力达100万吨，总投资达100亿。
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三九集团挪用了旗下上市公司三九医药的25亿元巨款，招来证监会的严厉处罚。2002年里，赵新先把“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列为集团发展纲要，他要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了。但日后等着他的麻烦还多着。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20年战略机遇期”的预言让很多企业家心潮澎湃。
这时候，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工业机器的轰鸣声很快充斥了中国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企业家们开始分食这场新型工业化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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