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市场潜力最大卖家

　　澳大利亚人Bernie Ridgeway嗅出了中国空气中一丝异样的气味，那是钱的味道。1月13日下午，在他第二次北京之旅的途中，Bernie临时决定带两位同事直奔北京绿源锦业环境能源咨询公司。“我们想知道怎么做这个二氧化碳的生意。”Bernie开门见山地问。

　　绝不是只有澳大利亚人来中国问这个奇怪的问题。日本人、意大利人、荷兰人、加拿大人还有挪威人和德国人，早已捷足先登。2004年12月2日是热闹的一天，世界银行碳基金与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公司签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1900万美金生意合同，这是世界银行碳基金在全球最大的一个项目。不过，更多国际生意人还没有在中国找到他们的猎物。也是在2004年12月2日，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赶到中国CO2(二氧化碳)商务俱乐部，它对与会中国电力巨头——华能、中电投及国电龙源等这样说：我就是来问问中国有没有二氧化碳卖！

　　这批国际生意人在中国纷纷出现，与即将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一份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有着密切关系。因为《京都议定书》，一个年交易值可达140亿-16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已经浮出水面，而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卖家之一。

　　这个生意的名字叫CDM项目，学名是清洁发展机制，它是《京都议定书》三个灵活交易的一部分。发达国家为了履行承诺，必须在2012年之前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下来，为了激发发达国家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合作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最后核准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可以算作是发达国家的功劳，用于抵消他们承诺的数额。温室气体一共有六种，以二氧化碳最为常见。

　　但是，2005年后，《京都议定书》的新一轮谈判就要开始。而根据现在《京都议定书》的协议，目前CDM项目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实惠，在2012年之前就要结束。CDM项目的前期准备和核准需要几年时间，所以中国企业真正能从中获利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而2012年之后，究竟事态会如何发展，现在没有人能下判断。

　　潜在的商机

　　意大利在中国的表现一直非常积极，正因为它的能源结构主要是靠煤电为主，减排二氧化碳的压力很大。为满足欧盟和意大利国内法律对排放的强制性限制，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排放量，或者从国外购买减排额。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潜力巨大，是ENEL重点考虑的卖方市场。在西方国家减少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成本是100美元左右，但在中国只要20美元。

　　CDM项目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箭双雕的买卖。不仅使得企业的污染排放改造得到了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额外一笔发展资金。山西晋城煤业集团与世界银行签署的协议，还需要等待国家发改委以及最终联合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该合作项目为晋煤集团带来了1900万美金的投入，而这还仅仅是购买晋煤煤层气排除量的十分之一。

　　北京绿源锦业环境能源咨询公司总裁王齐女士认为，通过CDM项目融资与银行贷款相比，有很大的优越性，使企业负债变成了资产。王齐在过去曾是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的金融专家，她在一次返美途中，发现了CDM这个新的融资手段。

　　2005年1月7日，国际碳融资东道国委员会主席、国际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委员、科学技术部官员吕学都带着通过三年谈判才拿下的日本通产省CDM项目，匆匆赶往河北省石家庄市。那里有一群对CDM项目还不太了解的人在等着他。河北工业大学的能源专家、河北省科技情报部门的研究人员、河北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以及河北开发区的能源化工企业的总经理等人，都想听听CDM究竟是怎么回事。

　　吕学都说过去几年来自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争取国家利益上面。但现在已经意识到，光靠政府光花力气谈判争取国家利益是不行的，最终CDM项目合作是落实在企业项目上的。

　　由于中国商界对CDM项目的了解远远没有跟上政府谈判的步伐，《中国CDM市场跟踪报告》编辑部刘书峰透露，今年中国十大CDM商务评选活动甚至出现只找到两项活动参选的尴尬情况，而其中一项严格来说还不是商务活动。

　　2012年

　　让人担心的一个猜测是，在2005年新一轮谈判中，中国会成为讨论的焦点。美国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其主要的理由之一是，它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国没有承担减排义务，按照美国的计算公式，美国会为此损失上千亿美元。在2005年新一轮谈判中，美国考虑重回谈判桌，但显然它是不会忘记中国话题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黄皮书中，把国际气候制度作为重要的一章进行发布。该章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迎曾断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能源需求激增，温室气体的排放会有增无减，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绿色和平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喻捷，在2004年12月17日参加了于阿根廷首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年会。当时她向一些国家的环境部长介绍了中国因为电荒而出台的庞大的新建电厂的计划，对方对此感到震惊。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这个计划，它写道：中国打算新建562座电厂，占世界总数的近一半，新建电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是《京都议定书》减少排放目标量的5倍，中国将埋葬《京都议定书》。

　　人们对2012年的担心是，不仅在此后CDM项目会消失，而且中国甚至会由现在的卖方被迫成为买方。某官员提醒中国企业，要珍惜这几年的时间。中国目前在这个CDM市场上并非一枝独秀。Point Carbon是最为权威的碳交易咨询公司之一，它在2004年底公布了CDM项目东道国(卖家)排名，该排名依据的要素是，东道国研究机构的条件评估、投资气候、项目状态以及潜力。中国排在第五位，印度居于榜首。这个排行榜对买家有一定的影响。

　　风险和疑虑

　　其实这次排行榜已经做了改动，中国评级从第八提高到了第五，据说这是吕学都前往游说的结果。在2004年世界第一届碳交易博览会上，吕学都觉得给中国的评级太低，因此，特地前去说明情况，并告诉它们，中国在2004年6月已经推出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该咨询公司向吕保证，假设中国能运用法律形式规范管理，中国的排名一定会再次提高。

　　印度对外宣称，它更开放，规则更透明，渠道更通畅。它还对外宣布已经准备好200多个项目，而且项目并不需要印度政府审批。中国正好相反，中国组成了多部委团队管理CDM项目，组长单位是国家发改委和中国科技部，副组长单位是外交部，成员单位是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气象局、财政部和农业部。任何关于CDM的协议都需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核准。

　　不过国家发改委副司长高广生宣布中国不存在行政和政策障碍。除了价格之外，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并没有对CDM的协议做更多干涉。简单地说，中国不希望这种国际交易变成纯粹的买卖行为，那样的话，在有限时间内，有限核准碳减排量可能会因为价格的恶性竞争而被贱卖。说到底，这种可以买卖的资源实际上是中国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因为正是根据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才没有在《京都议定书》的现阶段承担减排义务，反而可以利用CDM项目获利。

　　中意环保合作项目管理办公室中方成员、国家环保局CDM项目小组组长陆国强也提供了这样一种思路，他认为目前把核准碳减排量低价卖掉后，会给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祸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续需要能源供应，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会继续上升，如果到时候游戏规则改变，中国需要面对很大的风险。

　　中国政府在CDM游戏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起注意，政府也做了很多释疑解惑的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国外企业最大的影响就是姓“中”还是姓“外”的问题。中国并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承担卖家的角色，理由是《京都议定书》的精神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学会运用先进技术，利用资金解决环境问题，外资企业已经通过他们的投资得到回报。

　　而对于已经签了合作协议的山西晋城煤业，到现在它的副总会计师李占良还不能肯定这个CDM项目的1900万美金收益是不是归企业所有。因为《管理暂行办法》上面的第二十四条规定：“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分配比例由中国政府确定。确定前归该企业所有。”

　　陈冬梅是广东集华风能公司派驻北京的咨询员，该企业的CDM项目已经运作了两年。陈冬梅认为假如最终收益归国家，会打击企业参与CDM项目的积极性。但绿源锦业咨询公司的王齐对第二十四条的理解是，中国会按照国际惯例把收益交给企业。

　　澳大利亚人Bernie Ridgeway千里迢迢赶到中国，却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由于澳大利亚尾随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所以它暂不可以以买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CDM项目中。不过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到来，新一轮谈判开始，国际间利益重新调整。也许，有一天Bernie Ridgeway能以某种形式做成中国的二氧化碳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