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浙江经济的一种分析：内源型经济是否一定安全

　　□本报记者 吴焰

　　●对内源型经济的风险意识也应增强

　　●无论外源型经济还是内源型经济，当前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当外源型经济的隐忧成为学术界争论不已的“明忧”时，作为与外源型经济相对的内源型经济最经典代表———浙江，由此被不同人、不同地方一次次提起，并大获推崇。

　　那么，内源型经济是否真的一定优于外源型经济？浙江人又有哪些体会和“发现”？记者为此采访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葛立成。

　　浙江也在反思“内源型经济”

　　获知记者来意，葛立成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也在对浙江经济积极反思呢。”

　　葛立成分析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其非常明显的长处，但反过来说，与广东、江苏等地的长处比，也有自身的短处，有“虚”的一面，也应当增强其风险意识。

　　浙江总体上是“内源型”的增长方式，活力很强，但滚雪球式的发展，也影响了产业层次、产品档次、产品技术含量，企业规模小，还没有多少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主市场，竞争力不够强。

　　对外开放的程度不够，开放水平与沿海诸省市相比低很多，利用外资是一条“短腿”。而说到底，内源型经济还相对封闭。

　　在他看来，目前浙江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还处于粗放型水平。他们就增量资本产出率作过大致匡算，全国平均水平是每投入5.1美元，能产出1美元GDP；而浙江的投入产出比是3.6∶1，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则可以高达1.2-1.5∶1。浙江虽然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处于粗放型水平。

　　葛立成特别强调：广东、江苏的外源型经济也有值得浙江学习、借鉴的地方。对照广东、对照全球化趋势，就会对浙江引以为豪的块状经济引起思考：为什么我们只是津津乐道于“一乡一镇”的“那一小块”，而不是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更大范围内去思考如何配置资源、组合要素，做大做强？

　　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在葛立成看来，无论是对外源型经济的反思，还是对内源型经济的剖析，其实质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没必要去讨论究竟是外源型经济更优还是内源型经济更先进，因为每种模式、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生长环境、资源土壤，各地选择何种模式，也会受各自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体制环境影响。就像浙江，即使想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也不可能拥有广东那样的有利条件。”

　　葛立成更关注的是：无论是外源型经济还是内源型经济，两者现在皆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共同难题：如何让粗放式外源型经济或粗放式内源型经济尽快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学术界就意识到了这种隐忧，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过成效甚微。“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其规律性。当时，企业还没有那样的紧迫感，资源还能支撑起经济发展。”现在，随着浙江经济遭遇了“严重的成长烦恼”，资源要素供给矛盾严重激化，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提高资源利用率，突破发展瓶颈，浙江内生型经济带来的前期优势也将消失。

　　三条举措与两个资源

　　那么，浙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

　　葛立成提出：实施三条举措，利用好两个资源。

　　三条举措是：一、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以前那种重投资轻效益、重速度轻结构、重数量轻质效、重增长轻环境的理念，必须作一些调整和改变；二、进一步发挥价格体制作用，让价格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像土地优惠政策，实质上扭曲了土地价格与土地稀缺程度的信号；三、加快发展服务业，要把发展服务业的问题提到与发展先进制造业相同的位置上去。

　　两个资源，即指国内国外资源。“完整地说，还要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不过，因为浙江过去在利用市场方面颇有心得，效果不错，而在资源利用上比较忽视，因此有必要对此重点强调。”

　　葛立成特别指出，浙江在资源供给上目前亟需两个突破：一是增加资源的供给量——这是“硬突破”；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此乃“软突破”。他说，现在看来，企业“走出去”，不仅要抢占市场，更需考虑如何利用他人的资源。他指出，眼下，浙江一些企业开始行动起来，如绍兴轻纺就办到新疆，直接利用当地的棉花资源；温州人纷纷到山西去买小煤矿。应该说，这些都是在利用两个市场的同时，对资源利用的积极探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种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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