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劳资危机调查

　　2004年4月23日，是东莞兴昂鞋厂的发薪日，空气中却充满了火药味，危机四伏。

　　下午的时候，大部分工人已发现工资比以前少了大约50～100元。不满情绪到晚上11点半开始燎原：先是3000多名工人“提高工资，改善伙食”的喧哗声响成一片；接着有人把脸盆、水杯、鞋子等物品雨点般从楼上摔下；随后，在女工们高声谩骂“没种”的刺激下，冲动的男工们陆续走下宿舍楼，向操场聚集。

　　人流越来越大，喧闹中掩饰不住兴奋和躁动。不知是谁带头，少数人拿起劳动用的斩刀，砸烂了车间、宿舍、汽车的玻璃；接着更多的人推翻了生产线等设备，并冲进办公室、福利社大肆哄抢物品；随后，一辆厂方的汽车被推翻，有人晃动着打火机冲了上去……

　　“企业工人激烈抗争的事件，在珠三角——尤其是东莞和深圳，正在日益增加……据2004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仅千人以上的集体事件就有二三十起。”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劳资危机的成因和表现是多方面的，其后果和影响并不亚于“民工荒”！

　　倾斜的地平线

　　深圳美芝工业总公司创始人曹继光，从1987年率先创办对外的来料加工厂，企业下属员工一度超过3万人，对于劳资危机的话题他深有感触：尽管有个体和群体的差异，但当劳资危机演变为冲突，其结果就很难预知，所以这是一个常被人忽略又事关企业安危的大事。

　　据曹继光介绍，员工对企业产生不满，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消极怠工，不投入、不卖力、不配合，这种行为长期危害较大但短期尚属可控；一旦出现过激行为，比如报复、破坏等，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后果就严重了。

　　2003年12月，番禺某制鞋厂一女工因与厂方闹意见，在工资被扣后心态失衡，为泄私愤便偷偷把一枚图钉放入成品鞋中。一段时间后，直到该批鞋已打包完毕准备装船出口时，该女工方才讲出此事，紧急之下厂方只得先撤回货物，然后再对那10多万双成品鞋逐双检查。事情的结果是女工被开除，而厂方却因不能按时交货遭受到几十万元的损失。

　　调查中记者获知，近几年因劳资纠纷引发的民事乃至刑事犯罪的势头都正在大幅上升，如盗窃、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等，也有故意伤害杀人、非法拘禁绑架等。这些犯罪所指的对象，则大多是厂方管理者，如老板、经理甚至工头。

　　“劳资危机化为隐性抵抗，首先将会大大降低公司的运营效率，而且不满情绪逐渐蔓延，最终造成的是企业员工流失。”曹继光指出，由于工人在与厂方的劳资关系冲突中大多处于弱势地位，反抗和报复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那么就只好选择离开，“员工的流失和‘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就是劳资危机的直接产物。”

　　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珠三角这个中国制造业的心脏用工缺口已达200万人，但这个缺口并不主要由经济规模的扩大造成，更多的原因则是珠三角企业的劳资危机。南海某服装企业老板向记者诉苦：今年我甚至开出“挖来一个工人，奖励100元”的条件，但至今也没招到几个工人。他还告诉记者一个怪异的现象：在劳动力大量短缺的情况下，出现一种专门带着工人跳槽的“工头”，他们一般串联几十乃至上百名工人，如果在一家工厂做得不满意，立刻就群起跳槽到别的工厂。

　　在很多时候，不管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离开，员工的个体行为常常隐在浮华都市、迢迢客商的背后。但当个体行为演变成集体的抗争行动后，危机的破坏力就已经不仅止于单个的企业了。

　　2004年10月6日上午，深圳美芝海燕电子厂的3000多名员工以“薪酬太低”为由，集体上路讨说法，造成深圳市内北环大道双向交通及附近交通要道瘫痪4小时之久。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政府和福田区政府的有关领导出面与员工们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对话，近千名警察、保安和防暴队员也急赴现场维护治安。

　　而在这一事件中厂方的损失更加巨大：单是为平息事端，电子厂就不得不支出了1000多万元现金。

　　危机显然是谁都不愿意面对的，那么，造成劳资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2年工资仅涨68元

　　“我们忽略了另一个问题，100元对于工人很重要。”在鞋厂工人骚乱事件后，兴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部经理阙如昕的“总结”似乎直指关键。的确，对于那些来自农村、漂泊异乡的打工仔来说，挣钱几乎是他们全部的使命，任何影响“使命”完成的事情，都是无法容忍的。

　　据介绍，兴昂鞋厂旗下各厂普通工人的基本工资为450元，这是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4小时工作的报酬，也恰好是东莞法定最低工资——这意味着除去每月150元伙食费和48元住宿费的必须开支外，工人仅余的只有250元。而要拿到更多的钱就必须加班。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他们8小时外的加班可获得1.5倍的报酬，周末加班则为2倍，如果每周工作到60小时，一般月薪才能到700元以上。

　　通过对附近其他企业的调查，记者了解到，兴昂鞋厂工人的薪资待遇并不算低，和整个珠三角的同类企业相比，甚至还算是中等水平以上。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兴昂鞋厂的工人会“揭竿而起”呢？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工人们过得舒服一点。”兴昂公司有关负责人说，从2004年初开始，兴昂下属5家鞋厂尝试让工人每月的休息日从4天增加到6天，也就是说，工人的加班工时将大幅减少。但事情却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到了发薪日，大多数工人发现，拿到手中的工资都减少了100元左右。对于厂方给出“生产效率并未提高”的说法，工人们非常气愤：工厂的出货量摆在那儿，并未减少啊。100元，正好相当于减少的两个加班日的报酬，很快，工人们的不满越来越重地淤积起来，终于演化成为骚乱。

　　“鞋厂工人的骚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无组织的宣泄，它看似是一家企业因工资待遇问题而起的劳资冲突，实际上却是整个珠三角加工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低，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的集中体现。”乐正博士分析指出，低工资、超时工作、没有医疗和社会保险、拖薪欠薪等一系列问题，派生出的是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劳资危机的进一步演化就必不可免。

　　从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份报告中，记者获知这样一个惊人的信息：12年来，珠三角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在猪肉或大米的价格已涨了3倍以上，公务员的工资也涨了5倍以上的情况下，民工“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对此，广东中山某电子器件厂老板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工人们对于工作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不尽如人意的社会待遇等，实际看重的并不多，但工资水平低了，拿到手中的薄薄几张纸确实让人心凉。

　　很显然，劳资危机演化为冲突的诱因很多，但都集中通过工资水平低体现出来。然而，精明的老板们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么？

　　“夹缝经”

　　“我们也希望工人能多挣钱，他们生产的产品越多，我们的效益也才能越好。但现实情况却让我们很为难。”在深圳设厂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服装老板说：谁都不希望劳资冲突落到自己头上，然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这本“难念的经”，就是工人希望延长工时多挣钱，采购商要求减少加班工时，和《劳动法》规定控制加班时间的“夹缝经”。

　　“只要给钱，我们愿意加班。”来自四川农村的杨勇，1998年到珠三角打工，先后在4家公司干过，超时加班在每一家企业都是家常便饭。刚到时，他的月工资只有60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的600元收入靠的就是加班。目前我所在的这家电子产品企业，每天加班5小时，每月只休息一到两天，遇到赶工季节，最多时我一天要干16小时。”

　　杨勇的说法其实是很多打工人的心态，在广州市某机构曾做的关于“是否愿意加班”的调查中，结果让人瞠目结舌：90%以上的员工表示愿意加班。

　　工人们愿意加班，采购商却并不买账，遭遇工人骚乱的兴昂公司就面临这样的矛盾。

　　兴昂公司于1991年从台湾迁至东莞，目前工人总数已达3.5万人，每年为锐步、耐克等著名的国际品牌生产近3000万双鞋，销售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进入2004年后，随着欧美国家开始强制实施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跨国公司在采购时对供货商有了减少工人加班工时的要求，如耐克就明确要求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在此压力下，兴昂开始尝试让工人减少加班时间，但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后工资也应声下落，形势因此而恶化。

　　不按照采购商的要求减少工时，意味着老板们拿到手中的订单要泡汤，而不按照《劳动法》规定控制加班时间，则意味着违法，将受到罚款甚至停产等处罚。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天，每天法定工作时间为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如果真按照这样的规定执行，不但企业赚不到钱，工人也挣不了钱。”广州佛山某灯饰厂老板调侃地说，珠三角99%的加工企业都身负原罪，而决定宽恕或者惩罚我们的上帝，就是劳动执法部门。

　　“实际上我们的执法力度已经大打折扣了。”深圳市劳动监察大队曾虹文透露，他们有条不成文的“三条基本线”：一周必须保证工人休息一天，每天最多加班3小时；加班必须是工人自愿，不能有举报；必须按标准给加班费。

　　按理说这个已经越界的“基本线”足够宽松了，但从记者对部分企业的调查情况看，老板们依然觉得“夹缝生存”很难。不少人表示：在订单、法律和工人待遇的几方夹击中，我们很难取舍，往往看重订单遵守法律了，结果却是工人收入减少，劳资危机愈演愈烈。

　　“只想着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这并不仅仅是一两家企业的悲哀。”乐正博士指出，“不能从根本上找出劳资危机的根源，这将是整个珠三角的悲哀！”

　　沉重的珠三角

　　有这样一个说法：在珠三角的每1平方公里土地上，都站着至少2000名外来工。这意味着珠三角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无比沉重的，尤其在劳资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

　　“我知道劳资危机的主要诱因就是工资水平低，以及拖薪欠薪等，但企业的能力就是这样，我又能怎么办呢？”谭明华是深圳八卦岭工业区一家专为国外商家做电子元件来料加工的企业老板，他向记者交底：我们厂的技术、原料包括成品等都是外方的，我的投入只有厂房和人工，简单说的话，我赚的就是“人头费”。

　　的确，就谭明华的情况看，在中国制造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形势下，如果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待遇，劳资之间的危机固然能缓解，但他的利润就很难保证，甚至企业能否正常运营也是个问题。那么，出路何在呢？

　　“谭明华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珠三角的难题。”有关专家指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研发新技术，更换新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改变要素投入构成是解决利润问题和劳资危机的重要途径。而对于整个珠三角来说，关键还是在于对传统的粗放型加工制造业，进行全方位的产业结构和运营模式的调整。

　　据介绍，作为中国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主要有三种企业：一是外商独资企业，二是中外合资企业，三是典型的来料加工企业。前两种由于拥有自己的技术设备和研发能力，集约化程度高产品附加值高，员工的工资待遇都不错；第三种企业则都不具备这些优势，用工却占了整个珠三角75%以上，这无疑让珠三角的劳资危机显得尤为沉重。

　　很明显，靠“三来一补”起家的珠三角，实际上一直没有走出“高技术产品，低技术制造”的怪圈。过去的那种“企业靠压低工资、减少劳动条件及福利投入，以此实现低成本开支低水平获利”的模式，已经越走越窄。越来越多的跨国采购商以订单为筹码，要求制造商执行SA8000标准，珠三角的劳资危机因此更显沉重。

　　调查手记

　　岔路口的困惑

　　因为廉价的劳动力，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曾经迅猛腾飞，成为了中国制造业的心脏。

　　因为劳动力的廉价，如今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却举步维艰，成为了“民工荒”和劳资危机的重灾区。

　　有人说民工荒的积极意义，在于改变人们对“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认识；那么劳资危机的积极意义，是否应该是让人们正视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转变问题呢？

　　10多年一成不变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已经让珠三角难以留住往日的辉煌。是继续因循守旧按照传统的方式生存下去，还是穷则思变来一次彻底的淘汰和调整，珠三角无疑正深刻体会到一种岔路口式的困惑。

　　而事实上，珠三角面临的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同样存在。当西班牙中国鞋城那一股浓烟冒起，当美国海关“66%的假冒产品来自中国”的声音传来，当越来越多争论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言论响起，我们何尝不能体会到一种全方位的彷徨？

　　这种彷徨的感觉绝不仅只属于珠三角，它开始慢慢地降临整个中国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