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部崛起半径的圆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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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9日 22:59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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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磊 武汉报道 402的窗外，风景摄人而又变幻。
长江、汉江壮观汇流，奔腾东去，建自公元223年的黄鹤楼于悠悠白云下，归元古刹里五百罗汉齐颂佛号，世界最大城中湖——东湖碧波荡漾，浩阔江滩上万国建筑陈展；入夜，湖北省博物馆里越王勾践配剑之绿光隐然破梁，而梅岭旁的花香里还似乎传来毛主席午夜浅浅的踱步声。 402不是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402是一部环绕武汉三镇行驰的公交车。 爱尔沙·盖德女士是旅居武汉的丹麦作家，透过402的车窗感受这座“伟大城市”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402简直就是一首诗，关于人、时间和空间的诗。” Morgan Stanley亚洲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谢国忠也为这座城市所震撼。2003年10月他大胆预言武汉将成为下一个上海，“且让我们5年后再看此预言是否成真。” 谢以为一个城市的潜力与当下的统计数据无关，而是与给予(潜在)投资者的feeling有关。 “东方芝加哥”的两起两落 至于统计数据，即便考虑到中部塌陷的宏观背景，武汉还是一身尴尬：这个从地理面积上来说，世界前十、中国第一的大都市，其GDP排位是国内第13，经济总量已被青岛、大连、宁波和苏州等以前的中等城市超过。 2003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出现了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对温总理的三声追问：“武汉在哪里？”的确，这座起码具有中国第四城素质的城市，不应该是目前这样一个地位。而把视野投向并不太遥远的过去，有“东方芝加哥”美称的武汉已是两起两落： 1850年-1911年，兼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利的武汉开始了崛起。 由于当时铁路、公路和航空等交通方式的缺失，武汉是内陆各省唯一的出海口，“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湖广总志》记载：地当江汉交汇之区，顺江东下可通皖赣吴越，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有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逆汉水而西径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综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至宛洛，可谓九省之会也。 近代开始，鉴于外贸格局由粤转沪，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武汉的区位优势得到加强。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这样叙述：“武汉……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 1896年10月20日，是一个随着岁月流逝而越发凸显出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光绪皇帝敕谕兴修北京至汉口的铁路，汉口至广州铁路也是拟议，两条铁路贯通沿线各省矿产和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若再把清政府在汉口下游江边兴建大型船坞和货栈，以便大型海轮停靠的计划联系起来看，这种通过铁路与航运联网启动内外贸，使得武汉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彰显出世界性的意义来。 城市和国家的跃进总是发端于个人，武汉在近代的崛起也是如此。1889年—1907年间，张之洞以他的睿智、胆识和人格魅力集聚出了武汉崛起的人和，启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列车。 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兴建了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第一家枪炮厂和第一家棉纱厂，并修筑了贯穿中国南北的第一条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再加上后来修建的粤汉铁路，武汉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天元”之位于是确立。 张之洞的见识与行动，还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大港。1895-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中，武汉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 此时的武汉已被观察者艳称东方之芝加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了。 1926-1927年北伐革命，更使得武汉进出口业务陷入停顿，外贸总额由上年的4.12亿关两降至3.06亿关两；货币的贬值也使金融业损失高达1.3795亿元以上。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宣称，“武汉工商业倒闭在即，无形停顿者约有十分之六七。”1938年，日机频繁轰炸武汉：企业迁出250家，占总数的57%，敌机又炸毁了约12%的工厂，半年之内，企业损失近70%。 而交通格局的改变，也极大地挑战了武汉的传统区位优势：随着航运技术的改进，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划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开通，湖南与武汉产生离心倾向，向广州靠拢。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的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 武汉的第一次复兴自新中国成立时始，而毛泽东对这座城市的偏好更是极大程度上加速了这个过程。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随着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以及武汉长江大桥等重点工程的开建，武汉成为“一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在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由水运时代跨进铁路时代。 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造了“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企业品牌，而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了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加强了武汉的工业地位。 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显然，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包括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等项目的“工厂再造”运动中受益匪浅。 可以发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所引发的武汉崛起，还是毛泽东领导“赶英超美”所导致的武汉复兴，都带有鲜明的国防考量。 从1979年改革开放一直到现今，武汉依然走出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轨迹，在国家经济版图中地位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的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四：20年过去之后，按照倪鹏飞的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武汉都排在第14位上。 二次复兴与非均衡发展战略 湖北省财政厅科研所的周永松以为，武汉这20多年来的横比下坠的主因是受累于我国分地域逐步对外开放的政策。 “第一批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四个经济特区，第二批是以上海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岛，武汉属于第三批沿江沿边的对外开放城市。前两批开放，对武汉造成了显著的负面效应——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相应显著下降。” 周还认为，武汉“天元”位置的丧失是其第二次衰落的另一个主因：“十几座长江大桥的修建，长江黄金水道的退化，京九铁路的贯通，公铁运输网的加密，武汉的区位优势及其腹地资源优势被大大摊匀。” 而不久前主持完成了国家软科学计划重大课题《中部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的武汉理工大学教授胡树华以为，探讨武汉这20多年来的衰落，不能脱离开中部塌陷的背景——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公开数据显示，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和江西五省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而且增长速度也很慢。 回顾1979年以来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就是中部、湖北和武汉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重点发展珠三角，80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三角，90年代中期提出建设京环渤海，90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已经解体——江西在加强和浙江、福建的经济联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与江苏、上海频繁往来接触。湖北和河南则是依旧徘徊。 中部的出路在哪里？ 湖北省委政研室的肖玉明在2004年9月17日出版的《长江日报》上撰文，以为“湖北和武汉的第二次复兴必须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肖的观点是，中央对全国区域经济进行协调发展的思路，对于中部、对于湖北是一种战略机遇，国家的政策配套必然是会跟上。肖还以为，谈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是中央与中部省份、中央与湖北层面的思考，另一方面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协调。 肖在文章中指出，湖北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在这种条件下若实行均衡发展，是非常不效率的而最终结果将只能是一起继续落后。如果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方式支持武汉做大做强，则不仅所投入资源的配置可趋于帕累托最优，而且同等投入对周边地区所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可能最大，也因而有利于实现湖北的跨越式发展。 据了解，这个观点其实在更早些时候已经被提出，但在省、市领导间一直没有能达成共识。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谋求直辖未果之后，武汉市与湖北省的建设规划更是缺乏协调。 2003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振声在多个场合以及专题会议上表示，实施以武汉城市群为基础的武汉经济圈，将是坚定不移的中心战略。“要以把武汉建成我国中部地区的金融业、制造业、信息和商业服务中心为目标，以武汉城市圈为基础做成和做强‘大武汉’，使之形成强大的聚集力和辐射力，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使之成为我国内陆地区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之一。” 在2003年11月9日举行的“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刘福垣认为，规划建设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家战略，有助于解决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 而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认为，武汉有条件也有必要建设成一个仅次于上海、北京的超大城市。他运用经济地理学的对称理论，判断未来以武汉为中心，800-1000公里半径将形成中国的特大城市圈。 “在尘埃里开出花来” 武汉的特别，总让历史学家皮明庥想起张爱玲的那句“在尘埃里开出花来”。 皮告诉记者，这首先在于它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且优势与分工都相对明确——武昌以科教文卫立镇，汉口以金融商贸立镇，汉阳则以制造立镇。 武汉的特别，还反映在其二次衰落中并没有表现为“商业和工业的同时探底”。 据统计，从1993年开始，武汉的社会零售总额一直以20%的速度递增，商业占武汉市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16%以上。2004年年初，国家公布国内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排名，武汉以854亿元在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位居第5仅次于沪、京、穗、津。而世界银行的最近一份对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武汉市场的贸易壁垒是最低的，“买全国卖全国”的开放意识一直传承下来。 “武汉的商业不存在复兴与否的问题，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对滞后的确存在。”一位市高层向记者坦述。这位高层人士还告诉记者，回想武汉崛起时张之洞打造天下闻名“汉阳造”，再对比毛泽东时代“武汉造”成为年轻共和国的经济支柱，武汉现今的工业地位实在算是非常尴尬：“国有企业蹒跚、民营企业不多而外资企业不大。” 2002年下半年，市委书记陈训秋提出“振兴武汉制造业”，次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工业兴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汉阳建设成为武汉现代制造业基地”的战略决策。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向阳也透露，一块由长江、汉水、京珠高速公路外环线围合成的368平方公里建设中区域——包含了现在的汉阳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蔡甸区一部分，被认为是寄托武汉工业二次复兴希冀的所在。 而李宪生已是豪气干云。在今年6月21日于香港举办的2004汉港经贸洽谈会·武汉周开幕式上，李面对长江集团李嘉诚、新世界郑裕彤、恒基兆业李兆基、嘉里集团郭孔演、九龙仓中国主席李唯仁、瑞安集团罗康瑞和世茂集团许荣茂等香港七雄大胆放话：“如果说二十年前的机会在深圳，十年前机会在上海，那么我可以自豪地说，最好的投资机会现在是在武汉。”七雄无不动容。 俞振声、陈训秋和李宪生自有底气：作为距离世界最大水利发电枢纽三峡大坝最近的大都市，其能源成本是上海的1／3；武汉乃至湖北有“千湖之乡”美誉是我国最大的淡水中心，工业成本是北京的1／8；而作为国家的地理中心，其交通成本是上海的1／4。人才储备而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35所大学，中国科学院等3500多家科研设计单位及10所国家实验室，使得武汉紧随在北京、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三。 铁道部的规划显示，武汉2010年之前将成为中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四大枢纽城市之一(另外三个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届时武汉至广州只要4个小时，而经合肥往上海时间也将较现在缩短2／3。而从交通部得知，为顺应重工业时代来临，一项复兴长江“黄金水道”的计划正在启动，位于重庆、上海之间的武汉也将是“春风又绿”。 “趋势已成，必将自我加强。”望着中山大道上的熙攘人流，一位来汉考察的香港贸易发展局官员在402里激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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