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矿难探源(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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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7日 17:45 《财经》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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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煤炭行业还是封闭的。”钱平凡说，“国家资源没有市场化，产权交
据钱平凡介绍，淮南煤矿曾计划和浙江能源、上海能源以及香港中华电力等企业合作办电，主要内容就是拿煤炭资源与对方合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合作双方发现，资源在成本报表上难以显示出应有价值——因为国家收取的只有吨煤几角钱的成本——假如按这样的标准确定合作基础，对淮南煤矿极为不利。 2002年11月18日，新疆石河子曾举行全国首例煤炭资源矿业权拍卖，一吨煤的矿业权市场拍卖价达到2元，远高于政府收取的采矿权成本。参照这一价格，淮南煤矿请专家计算其资源权的实际市场价格，最后得出吨煤10元。但是，由于浙江能源、上海能源都属国有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双方资产评估作价必须有据可依，因此，这个资源权吨煤10元的作价办法，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认可。 不过，最新传来的消息是，2004年12月23日，浙江能源将接受这一作价方案，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但同样因作价问题，淮南煤矿与香港中华电力的合作尚属搁置状态。 钱平凡告诉《财经》，淮南煤矿与浙江能源的这种联合，在目前的煤炭行业中是第一家；这种作价方式无疑具有开创性，但背后的问题是，交易双方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在政府行业规章方面，这样的作价办法缺乏足够的依据，属交易双方一对一议价的结果，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煤炭产品一般不存在品牌问题，只有在煤炭资源公开招标与拍卖的市场中，众多投资者进入煤炭产业，才能使煤炭产业成为一个竞争激烈的产业。然后，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提高煤炭产业的全员效率，同时采用先进的技术与管理，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吨煤成本，以应对市场竞争。这几乎是任何一个国家煤炭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资源非市场化，使得这样的发展路径无法变为现实。 资源难以市场化，还严重阻碍了煤炭企业之间的扩张重组，每个煤炭企业固守自己分得的一块资源，划区而治。因资源枯竭导致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地区经济崩盘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 价格管制 由于多年来对于销售终端实行价格管制，煤矿的利润被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其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受到限制 在中国高层的改革议程表上，煤炭行业的位置一直偏后。 中国是一个能源紧缺的国家，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一直占三分之二以上。建国以来至1992年，为保证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水平，煤炭行业一直实行价格管制，处于微利或亏损边缘，其中有25年全行业亏损。这被称为“政策性亏损”。 1992年，民用商品煤价格放开。但亚洲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全国煤炭库存近2亿吨，60%以上的矿井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1998年，煤炭价格比上年下跌4%，1999年下跌10%，2000年又下跌3%。 除了民用商品煤，中国煤炭产品的主要需求者是电力企业。2003年全国煤炭消费量16.7亿吨，其中电力用煤8.5亿吨，占53.5%。在电煤这一块，即使1992年放开商品煤价格后，仍然实行政府指导价，价格水平一直很低。2004年6月，国务院针对煤炭供需形势决定电价调整后，才决定电煤价格不分重点合同内外，均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表明了政府彻底放开电煤价格的决心。 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部分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发电企业集中采购的优势，目前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协商确定煤炭价格的机制并未形成，电煤与市场煤价格、计划内与计划外、省内与省外三种价格差距依然较大。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濮洪九透露，截至9月末，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电煤平均价格每吨155.59元，比当期商品煤平均售价198.54元低了42.95元。 由于多年来对销售终端实行价格管制，煤矿的利润被源源不断转移到其他行业，其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受到限制。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依旧是一个被称作“惨、穷、乱”的煤炭行业。 从1981年到2002年的22年间，有21年国有重点煤矿整体亏损，最高年亏损额达到59.41亿元。1985年-2003年，中央财政共动用512亿元资金补贴煤矿亏损。199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出资400多亿元用于国有煤矿关闭破产，预计总额将突破600亿元；每年出资46亿元，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国有煤矿养老金缺口，累计已经达到588亿元。 资源垄断，价格管制，使煤炭企业一直改革动力不足。陈家山矿难后，记者试图采访陈家山煤矿负责人，遍寻无果。11月30日，在矿工单身宿舍楼前，矿工们议论纷纷：“出了事，他们拍拍屁股就走人，换个地方还能当官”；“每天就知道开调度会，要我们多挖巷道、多采煤、多干活，他们好去多拿效益奖。将来煤挖完了怎么办？没人管。” 1997年到2000年，国有重点煤矿被下放到地方，堪称中国煤炭行业状况最衰落的一个阶段。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通知，将原煤炭工业部直属和直接管理的94户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管理；原煤炭部在16个重点产煤省、区、市设立的煤炭工业管理局暂予保留，原有职能和经费渠道不变。京煤集团前身北京矿务局、铜川矿务局以及郑煤集团，都属94户行列(参见辅文《改革开放后中国煤矿体制变迁》)。 对于那一轮的中央煤炭企业下放，煤炭行业业内人士今天的抱怨是“国家甩包袱”；下放过程中，政府对于困难国有煤炭企业破产、债转股乃至大力关停并转小煤窑方面，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但没有同步进行煤炭企业的产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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