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制作第一人张同禄目睹景泰蓝的衰败

　　从1958年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4年12月工厂的破产，“景泰蓝制作第一人”张同禄目睹了整个传统手工艺的兴衰

　　本报记者 李彬 发自北京

　　传统手工艺的衰落，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在不经意间，这些老行当正悄悄地以每天 数种的速度淡出我们的视线。11月中旬，一则关于北京工艺美术厂即将正式宣告破产的消息，使“如何保护传统手工艺”的老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则消息称，北京工艺美术厂的破产清算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个月之内，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将发出破产裁定书，届时，北京工艺美术厂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全国最大的传统工艺生产基地，北京工艺美术厂曾经集中了景泰蓝、玉器、牙雕、雕漆、花丝镶嵌、手工织毯、京绣、金漆镶嵌等14种传统手工艺。上世纪70年代是北京传统手工艺的辉煌年代，北京工艺美术厂一度成为北京市的创汇大户和外宾重点参观单位。

　　现年62岁的张同禄曾经担任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副厂长，他被称为当今“景泰蓝制作第一人”、国家工艺美术大师。从1958年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4年12月工厂的消失，他目睹了整个传统手工艺的兴衰。

　　12月24日下午，本报记者走进张同禄设在北京艺术设计学院的工作室。陈旧而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设计图纸和文件，同样陈旧的沙发上和已经看不出本色的地毯中堆放着各种杂物，这里已经丝毫看不出艺术的气息，唯一能表明主人身份的是一个摆满景泰蓝的书架。

　　正在埋头工作的张同禄，一聊起景泰蓝，脸上的表情立刻生动了起来。他认为，包括景泰蓝在内的整个民族工艺都在走向衰落，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从业人员的减少，掌握传统工艺精髓的大师们正在逐渐离我们而去；另一方面原因是粗制滥造的工艺品(他称之为旅游工艺商品)的泛滥所带来的虚假繁荣。

　　本报记者就景泰蓝的兴衰问题，对张同禄进行了一次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传统手工艺的日渐衰落，是不是意味着从实用性上来讲，它已经不再适应现今社会的需要了？

　　张同禄：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就拿景泰蓝来说，它是一种工艺品，但其本身还同时具有实用性价值。在过去，北京的景泰蓝工匠们就是御用工匠，他们制作的器具是专门供宫廷自用或馈赠宾客、或赏赐下属用的。用于祭祀用的景泰蓝，造型要求庄重、古朴；当日常器皿使用的景泰蓝，则要求精致、华丽、细节丰富可供玩赏。这些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工匠们还隶属于为他们专设的机构，在明朝叫少府监，清朝称内务府造办处——从这点上来看，景泰蓝在设计、制作、使用这整个过程中，都好像与老百姓的生活没多大关系。而如今一旦没有了它原先赖以生存的背景，景泰蓝必然面临着是发展还是衰亡的命运抉择。

　　第一财经日报：不过我们现在提到像景泰蓝这些所谓的“宫廷艺术”时，更多关注的是它们的艺术价值而非实用价值了。

　　张同禄：是的，不然它们早就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亡了。这些传统工艺虽然都带有“宫廷”的标签，但是制作它们的工匠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些来源于民间的艺术手法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应该采取保护措施，而不是让它们在市场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当然，传统手工艺一方面要被动地靠国家保护，另一方面应顺应潮流地进行适当改造，以求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财经日报：可是现在还有年轻人愿意来做景泰蓝吗？

　　张同禄：后继乏人——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上世纪80年代时还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景泰蓝技师，现在连这样的学校都没有了；而收入微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也使年轻人不愿再学这门手艺。现在和我一起做景泰蓝的技师，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了，等再过十几年，我们这些人做不动了，真正的景泰蓝也就没了。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市面上所见的景泰蓝良莠不齐，那么“真正的景泰蓝”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工艺技术有多复杂？

　　张同禄：从技术流程来讲，也就是制胎、掐丝、点蓝、打磨、抛光等这些步骤，并没有多少复杂的成分，但是要熟练地制作必须经过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没有一定的年头根本不可能很好掌握。像在故宫里摆放的一些明清时期的景泰蓝，那种绿松石的蓝色现在就很少能看到了，这在行内叫做“大青”，这不是原料的秘密，秘密就在于烧制工人对烧制时间、火候的精到把握。

　　第一财经日报：能跟我们描述一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工艺美术厂最辉煌时期的情况吗？

　　张同禄：当时的辉煌与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在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保护传统工艺的口号，于是以前的老匠人都被招集回来，先是成立了合作社，后来又设立工厂，确保了这些传统艺术在解放后不会失传；六七十年代，国家需要大量外汇，但在当时除了粮食和初级矿业品外，我们没有其他可供出口的产品，这个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美术产品就“勇挑重担”，一下子成了当时出口换汇的大户，那时候景泰蓝分厂是工艺美术厂从业人员最多、产值最高的行业，产值利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全厂的一半；这些工艺品的出口换汇率也很高，当时出口一元人民币的景泰蓝就能换回一美元的外汇；另外，北京工艺美术厂还承担着政治任务，那就是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和外国友人的参观和学习，我记得泰国公主就曾专门来我们厂学习过刺绣呢——你说那时候的北京工艺美术厂能不牛吗？

　　我们那时的想法也很单纯，就是要加班加点地多干活、多为国家创汇。景泰蓝的销路非常好，先是销往前苏联、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后来又开始销往西欧的一些国家，最后甚至到了只要有丝、有蓝(没有最后完成的景泰蓝)就能卖的地步；景泰蓝在国内也是供不应求，那时我最怕听到就是这句话：“老张呀，您给帮忙买几件景泰蓝吗。”不光是我，我们很多销售人员听说有熟人来找买东西都害怕——厂里实在拿不出货啊。

　　第一财经日报：可是景泰蓝怎么就一下子从旺销到滞销的呢？

　　张同禄：主要还是没有适应时代的转变。以前都是国家包销我们的产品，由专门的公司出口，再加上产品供不应求，我们从没有考虑过销路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就像一个孩子，本来一直有大人在前面牵着手带路的，突然有一天大人说不管你了，自己走吧，这下可好，因为以前根本就没有学过独立行走啊。还有就是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改革开放后，有段时期提倡“船小好调头”，于是北京工艺美术厂被一分为六；后来又说“船大顶风浪”，我们又把六个厂合为一个，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给企业造成了大量内耗。

　　而对北京工艺美术厂造成直接威胁的，还是北京市的周边乡镇一夜之间出现的很多小景泰蓝工厂。在这些小工厂中，有一些是为我们厂代工完成其中某道工序的，更多的则是自己生产景泰蓝。在利润的刺激下，这些工厂的产品不仅艺术品味低，而且产品粗制滥造、品种单调、毫无创新意识，这就造成了鱼目混杂的局面，真所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整个工艺品市场的声誉就这样被搞砸了。

　　1987年，我去德国访问，一个德国的代理商就对我说，从中国进口的景泰蓝瓶子在灯光的烘烤下会“流水”。我仔细察看后发现，这是因为点蓝的工艺太差，导致釉面开裂，制作者居然就用蜡来抹平这些裂痕。

　　第一财经日报：工厂倒闭了，你觉得对你影响更多地是体现在生活方面还是心理方面？

　　张同禄：上世纪90年代后，景泰蓝销量开始大幅下滑，产品大量积压在车间里生锈落灰。那时我就不明白，好好的工厂为什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我们以前为国家作出过不少贡献，觉得破产是件很遥远的事，可是转眼间，自己也下岗了。那时我也想过不干了，都60多岁的人了，国际、国内的大奖拿过不少，没必要还这么拼命。可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景泰蓝，突然让我放下彻底不干了，我这心里难受啊。再说了，老一辈的大师们老的老、走的走，我要再不做了，这手艺可就真的要断“香火”了。

　　工厂破产后我还不至于没饭吃，毕竟做了那么多年名声在外，平时还是有很多活找上门来的——所以说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但是对那些技工来说，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就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景泰蓝，下岗后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了。举个例子吧，一次我在路上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叫“张总”，我扭头一看，路边的树荫下有一个女人正在给别人理发，还没等她走过来跟我说话，我赶紧转身躲开了。我不是不认识她啊，下岗前她可是我们雕漆的八级工，技术特别好，这样的人在全国都不多了，可是现在却在街边给别人理发，我看着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原来北京工艺美术厂有四五百人是从事景泰蓝生产的，现在厂子破产后，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区区十几个人，剩下的或失业在家或干脆只能扫马路了——这对景泰蓝艺术的传承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啊。

　　第一财经日报：从北京工艺美术厂出来后，你自己创办了一个景泰蓝制作公司，你从原来单纯做技术的人员转变为艺术经营管理人员，对自己应该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吧？

　　张同禄：我以前做景泰蓝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创作的，现在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客户的要求了——无奈也好、现实也罢，这就是另一种创新；另外，资金、场地、工商、税务等各种问题都需要自己去解决，开始时真有手忙脚乱的感觉。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影响景泰蓝发展的外部客观原因外，从景泰蓝工艺本身来说有没有制约它自身发展的因素？

　　张同禄：原材料是影响景泰蓝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制作景泰蓝的原料，无论是颜色还是光泽度，都比明清时期的要逊色很多——原因很简单，那时是为宫廷制作，可以不计成本，所以才有在原材料釉料中添加金银等贵重金属这种昂贵的手法，现在什么都要考虑市场销路，成本太高了根本就没人买；而同时对制作景泰蓝新材料的研究又没有跟上，这就制约了景泰蓝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听说在日本，手工艺大师们可以生活无忧地进行艺术创作？

　　张同禄：在日本，特级工艺大师享有“国宝”地位，他们的作品都由国家收藏，他们的家人也全部由国家来抚养，这就为艺术家们免除了后顾之忧，他们只管做好自己的艺术品就好了。我当然不指望我们也能有这么好的待遇，但至少国家应该给传统工艺的发展提供一些较为优惠的政策，比如在税收和房租等方面的适当减免，还有就是资金上的支持。

　　另外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我说，这些传统工艺的“绝活儿”都应该进行专利注册，不然这方面的后患太多了。我曾经研制出一种新的景泰蓝产品——珐琅珀晶，它突破了传统景泰蓝只能附着于铜胎的限制，可以在木质、金属等原料上进行绘制，还可以将景泰蓝技术拓展到屏风、壁画等平面作品上。但没多久，山东的一家地方小厂就推出了仿制的珀晶制品。

　　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市最近出台了一项旨在保护传统工艺的条例，比如创建百工坊等，你觉得这事意义大吗？

　　张同禄：出台保护条例当然是件好事，关键是怎样保证实施下去。建造百工坊的出发点是好的，能把北京传统工艺的老艺人们聚在一起，形成规模效应以聚敛人气。但是能不能适应市场目前还不好说。

　　我觉得保护民族工艺，还应该改变中国传统工艺的师徒传承方式，比如说学习西方的艺术工作室的方式，师徒之间更应该是合作人的关系，这样双方的经济利益一旦紧密地结合，就能激发彼此的创作热情——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其中。

　　中国的景泰蓝从来没有进入真正的西方艺术品市场，这些年出口的产品，海外华侨购买得较多。这就要改变过去几十年来工艺商品的制作模式，真正把民族工艺当作艺术品来对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批量生产了，而要创新、做精品。从现在来看，国内的工艺美术产品已经偏离了自身艺术品的属性，成为大众化的工艺商品。而一旦成为商品，过分追求产量和效益，必然会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和艺术品味的降低。如果再这样下去，景泰蓝的生存都成问题，更别说登上大雅之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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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泰蓝

　　景泰蓝作为一种美术工艺品，其制法即于铜器表面上以各色珐琅质涂成花纹，花纹的四周嵌以铜丝或金银丝，再用高火镀烧而成。这项工艺始于明代景泰年间，初创时只有蓝色，所以叫景泰蓝。现在虽然各色具备，然而仍然延用以前的名字。因为景泰蓝已变为一种工艺的名称，而不是颜色的名称。

　　据说景泰为宣德之子，宣德重视铜器以及铸冶铜质，景泰在幼年期间耳濡目染，嗜之极深，只是对于铸炼方面，宣德已到达绝顶，没有能力再求突破，于是景泰就在颜色方面另辟蹊径，以图出奇制胜，终于有景泰蓝的创制。因为事先对颜色的筹划极费苦心，所以在成功之后，景泰也极端钟爱景泰蓝，所有御用陈饰无不用景泰蓝制作，种类之多不可屈数，凡瓷料所能制器无不尽有。

　　成化在位期间继承景泰遗业，未改遗风，仍努力烧制，所以景泰蓝的器物在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经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四朝，虽仍然烧制，可是都因循成规，虚应故事，在质量上都不能与景泰和成化年间媲美。万历以后，虽偶有烧制，但出品极少。

　　到清朝乾隆时期，又开始烧制，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品类多、成绩也好。大体上说，明代的景泰蓝胎的铜质较好，多为紫铜胎，体略显厚重，故造型仿古的比较多，主要仿青铜所用的彩釉均为天然矿物质料，色彩深沉而逼真，红像宝石红、绿像松石绿。此时的丝掐得较粗，镀金部分金水厚，彩釉上大多有砂眼，底款、边款均有“大明景泰年制”或“景泰年制”。清代的景泰蓝工艺比明代有提高，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并且无砂眼，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但不及明代的文饰生动，镀金部分金水较薄，但金色很漂亮。

　　民国时期景泰蓝总体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工艺细、质量好，造型多为仿古铜器或仿乾隆时的精品。

　　现在景泰蓝的陈设品多，不作实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