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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过渡期”的中国需要更熟练地利用WTO的游戏规则
□记者 张娅
继2001年中国入世引发全社会关注之后，踩着入世3周年尾巴的中国再度因大部分产业“保护墙”的倒塌而震动。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3周年，以此为标志，中国步入入世“后
过渡期”。
根据入世承诺，到2004年12月11日，中国将允许外资在批发和零售企业控股，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到2004年底，将允许外商设立独资建筑和分销企业；以2005年作为一个基本的临界点，中国在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做出了开放承诺。
正因如此，2004年岁末对于在全球化道路上越行越快的中国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从10月份开始，对入世3周年的回顾、反思与评述便充斥于报端,与入世之初兴奋而略带紧张的心情相比，此时的中国人显得更为谨慎。
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进出口增幅仅7.5%，其中出口增幅为6.8%。入世之后的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21.8%，出口增长22.4%。2003年，在“非典”的意外冲击下，中国进出口总额仍增长37.1%，出口增长34.6%。今年1至9月，中国累计进出口同比增长36.7%，出口同比增幅高达35.3%，预计全年外贸总额将轻松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国家商务部发布的《2004年秋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由此指出，2004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排位将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
“入世3年来，WTO从概念变成了实质，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全面互动系统，一方面使得中国加快了自我改变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必须积极展开对外合作，以获得国际认可。”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商务周刊》评价到。
然而，在为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而喜悦的同时，中国还有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困惑以及成为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的烦恼。
入世前3年，中国全面或部分开放的行业包括银行、保险、电信、分销零售、证券、铁路公路运输、旅游、建筑、音像业和教育业。与当初的设想相比，3年里上述行业并没有产生重大快速的变化，而是以一种平稳的方式向前推进。2003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达到55%，中国经济的繁荣更多地是由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几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支撑起来的制造业所创造。
由此，入世的中国也同时进入了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根据11月1日WTO公布的数据，在今年上半年16个WTO成员发起的101起反倾销调查中，针对中国的就达23起，为全球最多。另据WTO统计，自1995年WTO成立至2003年底，成员方反倾销立案共2416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就有356起，占总数的1/7左右。到2003年底，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为入世而签订的协议中某些条款被指责为具有“不平等条约”性质。
在入世3周年之际，前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以“推开世贸之门”闻名的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再次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把入世看作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阶段——第二次改革开放。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5年时间里也在不断的开放市场，但这种开放市场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可以开可以不开，缺乏外部压力。而入世协议当中对于很多行业的开放都进行了时间规定，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很大的可预见性，这样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时间表，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很大意义。
对于受到批评和质疑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和第16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以及《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第242段关于中国同意维持纺织品配额的承诺，龙永图回应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还是一个积极的条款，这实际上也是逼着我们的政府和企业搞市场经济。”
张燕生也认为，频繁的贸易摩擦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一方面，中国政府学会了与国外有相同利益的企业和议会打交道，由此建立了一种游说当地政府的联盟，这恰恰是以往中国政府做得非常不够的地方；另一方面，贸易方面的摩擦也使得中国开始考虑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出口结构、战略和方式的调整问题。
然而，中国也不能如此被动地等待“坏事变好事”。事实上，作为一种自愿缔结的国际性组织，WTO本身并没有统一判断标准，各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对WTO条款进行判断。在入世的前提下，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政府也正谋求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手段。“WTO不是万能的，”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袁岳对《商务周刊》表示：“政府手上要同时掌握几副牌的打法，哪个有用利用哪个。”
在中国入世过程中，中央对入世意义的判断有两方面：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二是标志着中国社会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从这一层面看，中国的入世目的已经达到。必须承认，入世促使政府和民众养成更加开阔的国际眼光，这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势产生深刻影响。
然而，入世3年来，中国政府在根据WTO规则“不作为”方面的实质性动作不少，但在推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管理平台方面却行动缓慢。从目前已经发生的反倾销案例看，国内企业往往处于被动应战的地位,缺乏一个关心行业利益、有能力通过预先保护为行业谋求最大利益的行业组织，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巨大缺陷。这种现象被民间称为“接国际的轨，却没有准备好对应的车辆”。
袁岳说：“一旦政府撤离了公共治理领域，如果不建立一套抑制强权保护弱小的管理措施，将会导致社会充满不公平。”
必须注意的是，随着关税接近最终减让水平、非关税措施的全面取消、服务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在“后过渡时期”，一些发达国家为遏制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会更频繁地利用反倾销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和纺织品的限制性措施等作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
相比于已将国际贸易规则烂熟于心、贸易摩擦“身经百战”的世贸组织中的发达成员，尚是世贸组织年轻成员的中国今后如何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竞争秩序、保护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确是对政府智慧的一个严峻考验。显而易见的是，在“后过渡期”，非政府组织还有待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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