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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覃东海
2004年，石油价格无疑是世界经济最为敏感的神经，牵动着中国，影响着世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上的大国，一种消费增量上的大国，一种承受世界经济波动成本，而无法从世界经济波动中得到收益的大国。所以，真实情况不是中国威胁世界，而是世界制约着中国。
作为最终消费者中国被动承担价格波动成本
如果从供需层面探讨本轮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可知，需求方面的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世界石油消费的下降趋势在90年代出现了反转趋势。特别是近几年，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增石油消费给世界石油市场带来了重大冲击。
在过去的11年中，中国的石油消费增长了一倍，从1993年占全球石油消费比例的4.4%上升到2003年的7.6%，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石油消费国。而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以外，石油消费都相对稳定，日本、德国和英国的石油消费甚至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既反映了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别，更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节能技术上的进步。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则对能源过度依赖。在石油消费方面，中国既是存量上的消费大国，更是增量上的消费大国。因为存量因素已经包括在了石油价格的历史变动之中。因而，影响石油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应该是增量变动。2000～2003年间中国的新增石油消费甚至占到了世界新增石油消费的45%。既然石油价格依然是世界经济一根敏感的神经，既然中国能够强烈地触动这根神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
从石油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时中国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收益，承担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在石油产品的供应方面，OPEC国家控制了原油生产，他们获取石油价格上涨的第一层利润；在石油提炼、石油化工等关联产品的提供上，发达国家的垄断性石油公司控制了市场，他们获取石油价格上涨的第二层利润，而且得到的实际收益甚至更高；在石油期货等金融产品上，发达国家的各种基金进行相关产品的投资和投机，牟取石油价格上涨的第三层利润。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能够得到的利润都非常有限。中国只是作为最终消费者被动承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
出口导向、外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将中国套牢在低端产业陷阱
石油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许多共性。中国正朝着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前进，但是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巨额贸易出口伴随着同样巨额的贸易进口，净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累积并不大，分散性的加工贸易特点尤其突出。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带来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企业。这种发展特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进口方面，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提供具有垄断性特征，价格不断攀升，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在出口方面，最终产品的提供具有完全竞争特性，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定价权，中国缺少影响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中国企业拼着命地压低成本，甚至不得不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为的只是赢取一点可怜的加工费，而且还要不断受到国外反倾销、非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制裁和贸易限制。
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很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巨额出口的同时伴随着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巨额涌入。巨额的FDI将对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巨大冲击。原因之一，出口型的外资进入正在悄然变化，新增FDI中瞄准的目标更多的不是海外市场，而是中国市场，FDI对出口的贡献越来越低。原因之二，外资巨额进入将伴随未来利润的巨额汇出，保守估计，中国的FDI存量已经超过了3800亿美元，以10%的利润率计算，每年需要汇出的利润在380亿美元左右，这种形势的严峻性甚至越来越强。一旦经济形势出现波动，利润转增投资的形势出现逆转，中国的国际收支将承受巨大压力。
最终，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可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陷阱之中。外资企业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又带来替代效应。中国经济包括一些东亚经济体实际上正处于一种“拉美化”的危险之中，逐步被逼迫到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产业边缘。
概括起来，这种经济发展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加工贸易型的经济越发展，出口方面的竞争性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打击越来越大，进口方面的刚性使得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外向型经济对本国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外资依赖性经济发展越强，国内企业的成长环境可能越恶劣，民族经济的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就会越来越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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