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财经纵横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产经观察 > 《团队》2004 > 正文
 

2004年中国企业人事黑榜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17日 14:43 《团队》杂志

  2004年7月13日,云南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因涉嫌受贿80万元,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这是继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被判刑之后,因经济犯罪而落马的第3名云南烟草业“优秀企业家”。

  又一个悲剧在企业界上演。这里的“悲剧”饱含了我们对于企业家曾经对企业以及地方经济做出卓越贡献的敬重,亦包含了我们对企业家晚节不保的悲怜,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心
态中,我们将他们拉上了“《TEAM》2004中国企业人事黑榜”,并希望籍此来表达我们对于企业家和企业健康发展的迫切心态。

  纵观2004落马企业家,他们曾经叱咤风云、屡建奇功;他们率领下的企业曾问及顶峰,兴盛一方;尽管他们率领企业崛起的线路不尽相同,却最终难逃悲剧命运。经济犯罪显然成了优秀企业家的滑铁卢,近些年因经济问题纷纷落马的企业家带给我们的思考是:经济犯罪为何屡屡框定了更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以及相当多优秀国企企业家的命运?

  走过中国企业家的灾难年——2003之后,程序性地盘点2004的口袋时,我们蓦然发现:唱响于2003年的中国企业家的悲歌仍然在2004余音绕梁,挥之难去时又隐隐作痛。进入“中国企业人事黑榜”的企业家们,正以最为残酷的方式给外界以警示:企业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敬重。

  落马悲情

  “败”倒在金钱下的魏剑们

  本刊记者 李天诺

  贪字抡起第一刀:齐鲁两“长”没戏了

  上榜人物:张深、荣滋白

  事件来源:齐鲁石化(资讯 行情 论坛)

  2004年3月27日,齐鲁石化发布了一则董事会公告,其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荣滋白主持,董事长张深“因故未出席会议”。此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中张深、荣滋白均未进入新一届的董事会。

  这则公告所隐藏的事实是,2004年1月,张深已经被中纪委双规。曾主持侦办过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亲自到齐鲁石化召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对张深双规的决定。齐鲁石化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荣滋白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之后也被免去了所有职务。

  自2002年7月始,因涉嫌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齐鲁石化的前任董事长王延康和继任董事长张深先后被双规,30余名处级以上中层干部被逮捕或双规,而被检察机关、纪检部门调查并受到免职、降级等处分的干部人数更多。

  由于上述高管人员的案件正在侦查之中,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但有齐鲁石化内部人士介绍,上述人员涉案金额大都在几千万至上亿元之间。齐鲁石化现任董事会秘书李风安向媒体表示,公司前两任董事长和前任经理以及其他高管人员,确实因为经济案件离职或者正在接受调查。但他表示,这些经济案件,大都在他们“离开公司以后所发生,与公司经营没有关系”。

  案后拍案:

  齐鲁石化公司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而在此之前或同时,近两年共有20多名干部及职工被查处。专家认为,在国企改革进行到最后攻坚阶段之际,此案的出现尤为发人深省。

  从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角度来审视、反思,齐鲁石化公司本是“三碗饭”却硬是搅成“一锅粥”,这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滞后综合症”。

  除了社会影响极大的齐鲁石化高层腐败案外,这两年,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法办了齐鲁石化经济犯罪案件24起,涉案人员有处、科级干部,也有普通工人。

  根据法院卷宗,从集团销售部科长、下属企业总经济师,到部分企业的计划员、采购员、技术员,贪污受贿现象大面积存在。被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互相牵连的串案、窝案,犯罪人或是上下级关系,或是同事、同学、朋友关系。从涉及的单位和部门看,凡是重要的生产企业和关键岗位,几乎无所不及。

  从全国来讲,地市县一级的国有企业,经过五六年的改革,大多数已改制。像齐鲁石化这样的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较慢。资产规模大、职工人数多,是其改革难度大的主要原因。部分私营企业看到“堡垒”内部已经有可乘之隙,便把“寻租之手”伸向他们。而这些国企里的部分领导者和管理人员,与地方民营企业主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一部分人把最后的改革阶段视为“最后的腐败机会”。

  因此,国家审计、纪检、检察部门应本着对国有资产负责的态度,把中央直属和省属的大型国企列为腐败风险重点监管区。

  贪字抡起第二刀:明星“掌门”进牢了

  代表人物:伍昭林

  事件来源:重庆制药九厂

  重庆制药九厂原厂长伍昭林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搜刮不义之财,致使昔日重庆的明星企业沦落为亏损6000余万元的困难企业,自己也在59岁栽了一个大跟头。2004年1月,伍昭林因受贿罪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伍昭林1994年1月任重庆制药九厂的厂长。1995年,厂里实施“九五”技改工程。伍昭林把工程交给“善解人意”的重庆侨嘉建筑工程公司,得到了6万元回扣。尝到甜头的伍昭林开始不满足于这种方式,他又把念头转到“借钱”上。1996年底,伍昭林找到重庆侨嘉建筑工程公司,向该公司经理黄某借款2万元,黄某如数奉上。从此,这笔钱再也没有回音。“借钱”成功了,伍昭林又开始想捞钱的“新招”。

  1999年,伍昭林代表厂里与北京达瑞医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丙二酸二乙酯生产装置及其配套设计合同,并先后向该公司支付设计费60余万元。

  为捞好处,伍昭林摇身一变成为“咨询专家”,收取了该公司咨询费6万余元。但从北京达瑞医药工程有限公司受聘专家工作津贴表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短短2年时间,伍昭林在该公司的工作量竟然高达53个月。2001年,伍昭林又从沈阳市恒升自动化设备厂收取回扣4万元。

  随着收钱“经验”越来越丰富,伍昭林越陷越深,眼看年近60岁,他开始变本加厉地敛财。2003年,59岁的伍昭林又遇到一次好“机会”。厂里与南充市高坪区龙门针织厂签订了价值79万元的原白纱布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伍昭林迟迟不付货款,龙门针织厂只得“孝敬”他5000元以表示感谢。他没有想到,正是在这一次交易上,他栽了跟斗。不久就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后拍案:

  伍昭林为官十载,带给“重药九厂”的有光荣,更有深深的伤害:昔日重庆市工业五十强之一、欣欣向荣的明星企业,而今沦落为亏损6000余万元、举步维艰的困难户。伍昭林本人也从风光无限的厂长,沦落为身陷囹圄、为人不齿的阶下囚。反差如此之大,不禁引人深思。按常理而言,伍昭林作为一名“国企”厂长,以现阶段的干部政策和工作、生活待遇来衡量,他的生活水平应该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及成就感也足以让人羡慕,更不用说他拥有的权力了。凡此种种,该有的他都有了。一个人有如此风光的经历和高于常人的生存境况,还要索取受贿,还这么贪心不足,究竟是什么原因?仔细思索,答案并不复杂:一个在别人眼中,是什么都有了的人,如果贪婪,那么他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伍厂长就是此类人之一。经分析研究,原因不外乎有三:

  其一,心态失衡。作为一厂之长,伍昭林认为自己的工作强度大、节奏快、负荷重,十分辛苦,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报酬不成正比。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享受高品质的生活需要钱,孩子大了需要钱,将来老了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特别是考虑到自己年近六旬,面临退休离职,即将失去手中的权力。于是,心态渐渐失衡,不该伸手的伸手了,不该接受的接受了,而且不觉愧疚、心安理得。

  其二,私欲膨胀。人皆有欲望,本无可厚非。这个欲望,可以是求知上进的欲望,可以是多做工作、多出成效的欲望,即便是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的欲望,只要是劳动所得,取之有道,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伍昭林的欲望却是利用手中权力多捞一把的贪婪欲望。因此,伍昭林不仅敢收他人钱财,还敢直接以“借款”为名要,以“咨询”为名要,以“回扣”为名要。可谓欲望无止,私心作伥。当一个人放纵私欲的滋长,必然会忘乎所以,甚至麻木不仁。私欲膨胀的贪官心中早已没了党纪国法的底线,在人生路上“摔倒”当然在所难免。

  其三,侥幸心理作祟。党员干部的信念道德,人格尊严,党纪国法,要讲这些,伍昭林都懂!为什么他还是硬往“禁区”撞红灯?从犯罪心理角度讲,就是以为别人不会知道,抱有侥幸心理。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临近退休离职的贪官,这种赌一把的侥幸心理往往更加明显。一是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手段巧妙、做得隐弊,要点收点不会被发现;二是以为自己是“一把手”,就是露出一点儿马脚,也无人敢查;三是以为自己关系多,久经风浪,没有“摆不平”的事儿。种种侥幸心理造就了这一类台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以权谋私的贪官。然而,侥幸终究过不了关。伍昭林最终面对的还是、也只能是法律的惩处。

  伍昭林受贿案警醒着人们:“一把手”高位不是抗拒诱惑的高墙,往昔的成绩也不是抵御诱惑的屏障。越是工作努力、业绩突出,越是职位高、责任重,越是贡献大、荣誉多,越要珍惜自己已有的和现有的荣誉,认真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贪字抡起第三刀:福州“瘟神”技穷了

  代表人物:陈健

  事件来源:华威集团

  2004年2月10日,“福州首富”陈凯落网后牵出“案中案”,中纪委专案小组南下福建坐镇办案,挖出了涉嫌贩毒行贿和黑社会犯罪、号称福建运输业龙头老大的华威集团总裁陈健。

  经初步审查,具有“长乐帮”背景的陈健涉嫌参与国际贩毒、洗黑钱、黑社会以及行贿政府官员和公安人员等犯罪活动。中央已决定对陈凯、陈健案一查到底。2004年2月10日,中纪委和公安部门对其采取联合拘捕行动。患上“贪欲综合症”的陈健终未能因其“低调”而逍遥法外。

  处事极低调的陈健在九十年代中组建华威集团。该集团公司除垄断经营福州的客货运输业务(包括省内和省际,及港澳地区)外,还涉足酒店、汽车租赁旅游和桑拿等行业,总资产超过数十亿元人民币。

  “这是‘陈凯案效应’。”一位当地官员说,自去年陈凯被抓,大小官员纷纷落马,人人自危。这种效应势必还要延续。陈健被抓之后,多位官员被“双规”;尤以“五一”至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福州落马的官员就达数十人之多。

  案后拍案:

  从“远华案”到“陈凯案”,到“陈健案”,我们不难看到,当权力与利益相勾结,必然导致腐败丛生,政治生态异化——这种腐败多呈网状结构,难以“斩草除根”,福州这场大规模“官瘟”再次暴露这一问题。

  “低调”的陈健其实有着众多名头:福建省中外企业家联谊会会长,福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会长,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交通运输协会常委,法学会理事,晋安区工商联合会副会长等。他还是福州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坊间议论,因陈健的“敢干”,华威集团据此取得的贷款高达亿元;也有人据此认为,华威近年发展迅速,是陈健“交官结吏”的结果。而坊间流传,陈健之所以能在银行获得巨额贷款,是借助两位副省级官员之力。现在中纪委要求二人在这件事情上“讲清楚”。

  自去年12月原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立诚、原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智渡江等8名官员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之后,福州官场的肃贪行动大致可分为两波,一波是在陈健被抓至“五一”前这段时间,另一波则发生在五月里。

  “五一”显然是福建官场整肃的一个分界点,此后至六月中旬,福建法院系统被严厉整肃。知情人透露,仅仅在福建省高级法院,就有十几人被“双规”或被谈话,在福州市中级法院,亦有人被“双规”。

  法院此次整肃是由一位叫吴争的女律师引发的。吴争,50多岁,福建闽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她在代理陈凯平时的法律纠纷时,代为搭桥,行贿法官,从中渔利。吴被陈凯供出,吴又再作交代,从而牵出众法官。

  “现在省高院也已经有13个人被揪了出来。还没有揪干净,还在揪,有可能揪出更大的贪官!”知情人说。

  贪字抡起第四刀:一石两“鸟”折翅了

  代表人物:万平、黄蓉

  事件来源:金正电子

  2004年6月3日,在DVD行业颇具知名度的金正集团董事长万平在山西太原被警方拘留。据金正内部人士透露,万平被警方拘留与其涉嫌职务侵占上市公司ST天龙(资讯 行情 论坛)3000万元资金有关,同时可能夹杂着公司股东之间的纠葛。

  ST天龙(600234) 10月19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接山西省公安厅逮捕通知书,公司控股公司珠海市金正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原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黄蓉因涉嫌隐匿会计资料罪,经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于16日9时执行逮捕,现羁押在太原市看守所。这是继金正数码董事长万平被公安机关抓捕之后,又一位金正高管落马,ST天龙所面临的金正危机再度加剧。

  自7月6日,ST天龙发布公告承认公司第一大股东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平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之后,这家公司经历了控股公司资产被查封而停产、未在法定期限披露2004年半年报、公司高管遭上证所公开谴责、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而被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立案调查等一系列事件,直到今日公告的由ST天龙控股90%的金正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副总被捕的消息,可见,”金正危机”正将ST天龙拖入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2001年12月,金正数码与ST天龙原第一大股东太原市国资管理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公司29%的股权,正式入主天龙。而金正董事长万平一直出任天龙总经理直到今年3月。今年7月,金正数码董事长万平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而突然遭公安机关拘捕。此后,由ST天龙控股90%的珠海金正受万平案牵连,部分库存产品、原材料等被债权银行查封,导致珠海金正停产。由于珠海金正是上市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ST天龙被市场认为面临着”生死考验”。此后,ST天龙由于控股子公司珠海金正的账册下落不明而直接导致公司2004年半年报无法如期发布,市场传出珠海金正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黄蓉转移金正账册并携款潜逃的传闻。事后,公司于9月发布公告称,黄蓉因涉嫌与万平案有牵连于9月被公安机关拘留审查。随着涉案人员的一一落网,ST天龙的资金挪用案距离水落石出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案后拍案:

  2004年又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因经济犯罪而成为阶下囚。金正数码科技董事长万平和副总经理黄蓉被逮捕仅是一例。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一份审计清单,更是把一些民营企业家的犯罪行为公之于众,这使得一些民营企业家犯罪问题这个本就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又成社会焦点。从早几年的赖昌星、牟其中,到近期的仰融、周正毅杨斌,再到最近落马的冯明昌、国洪起、戴国芳等等,这些名字引导着人们的思绪:民营企业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有什么特质使他们比国企老总更容易走上犯罪吗?他们的犯罪为什么会这样的引人注意?社会应该为改变这些做出怎样的制度与文化方面的修正?

  应该说一些民营企业家走上经济罪犯道路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原因的。当一个社会处在制度转型时期,处在重大的转轨过程中,违规、违法的现象就会激增。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失范”,就是说,原有的规范失去作用,而新的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结果违规行为就普遍发生。民营企业家是经济富有者、是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掌握的财产数额巨大,违规时涉及的金额也就往往触目惊心。所以,一些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犯罪,不过是社会失范在他们身上的投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比较民营企业家与其他群体的犯罪比例、犯罪率的话,他们也并不比别的群体犯罪更多。

  我国的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初产生,到形成今天的规模满打满算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大部分民营企业家是九十年代形成的,所以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俗话说:“三辈子学吃,七辈子学穿”,一个阶层的文化积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一个刚刚形成的阶层来说,文化素质、人格素质都不会太高。研究证明,素质高的人按规矩办事的比例高,素质低的人按规矩办事的比例低。所谓规矩,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应该说,违法犯罪的深层根源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一方面,一些人素质低下,本身就不知法、不懂法,办事不按规矩做,总想投机取巧,这样的人违法是必然的。不是因为做民营企业家而违法,这种人做什么都会违规、违法。另一方面,市场规矩不健全,漏洞很多也容易导致违法行为。应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民营企业家的素质还是有很大提高的,仅从教育程度看,比八十年代就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可以预计情况在好转。

  贪字抡起第五刀:“云烟”再次丢脸了

  代表人物:魏剑

  事件来源:云南省烟草公司、曲靖卷烟厂

  2004年7月13日,原曲靖卷烟厂厂长,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涉嫌受贿80万元一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现年51岁的魏剑是素有“烟草王国”之称的云南省继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被判刑之后,因为腐败犯罪问题落马的第3名卷烟厂厂长。魏剑受贿案的发生,对整个云南烟草行业而言,“犹如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近10年来,云南烟草企业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先后有3个大型企业的厂长,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查处,使烟草行业的功臣陷入了振兴企业有方,抵制腐败无术的怪圈。

  对于魏剑涉嫌受贿犯罪的事实,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初,曲靖卷烟厂因生产需要,打算在新开发的特醇福牌卷烟商标上使用先进的激光防伪技术,魏剑遂介绍美国瑞辉公司给该厂技术科,经考察比较后,技术科认为美国瑞辉公司的防伪膜价格低,质量也达到要求,魏剑表示同意使用该公司防伪膜,并于1999年9月24日签字,批准执行GDX2包装机特醇福牌卷烟小盒、条盒质量验收标准样张。

  2000年1月,魏剑授权委托物资部主任与美国瑞辉公司、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签订了特醇福卷烟商标上福字镭射防伪膜及印品供需协议。之后,他同意将该公司的镭射防伪膜使用在新开发的精品福牌卷烟商标上。为感谢魏剑的帮忙,并希望通过其扩大业务量,美国瑞辉公司董事长黄文辉,分别于2001年1月和12月先后两次在魏剑家中送给其人民币30万元和50万元。

  一名熟悉内情的烟草业人士指出:“像魏剑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无论是当卷烟厂厂长,还是任烟草公司副经理,其实到什么地方都用不着自己花钱。因此,还不到其两年收入的80万元贿赂款,不应该对其具有诱惑力。”

  案后拍案:

  对于云南烟草业堪称“大腕”的3名卷烟厂厂长“前腐后继”的原因,人们在公开场合多将其归结为“他们心态失衡,没有正确把握住自己”。

  事实上,苹果腐烂不仅仅要检查苹果自身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说,“清除腐败,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其实,云南,甚至更高层的个别领导干部插手云南烟草业谋取私利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暴露。云南省一名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的官员说:“在云南省内,这个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走出云南,外界的人士只要听说云南的高层干部涉及腐败问题,都会认为与烟草有关。”

  烟草行业作为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不低于300亿元,同时还承担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拉动经济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职能,于是出现了经济工作围着烟草转,烟草企业围着政府转的异常现象。一名反腐败研究学者指出,“解决烟草系统的腐败问题,政府官员的自律比烟厂厂长的自律更为重要。”

  2003年以来,云南省烟草系统谋划长足发展的方案正式付诸实施。云南省中烟工业公司从云南省烟草公司中分离出来,专门管理玉溪、昆明、红河、曲靖、昭通、楚雄、大理7个卷烟厂和省外市场的销售,从体制上彻底打破了云南烟草系统政企不分,卷烟厂厂长兼任当地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经理,集产烟、销烟、管烟于一身的格局。

  但是很多人仍然担心,如果对云南烟草业已经出现和发现的问题不认真处理,对所有相关责任人不作彻底的查处,仅仅审判几名烟草巨头,带给社会民众的反而是更大的失望。

  贪字抡起第六刀:“首发”红人下课了

  代表人物:毕玉玺

  事件来源:北京市交通局、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004年8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及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毕玉玺于1994年至2003年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谋取利益,涉嫌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首发公司多名涉案人员也被缉拿。有消息称:办案人员仅从毕玉玺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而在审讯过程中,毕玉玺起初咬定只收了些“喝茶钱”。

  北京市建工系统一位工作人员披露:是五环路工程牵出了毕玉玺。在该工程规划建设招标中,许多项目出现违背市场规律的畸高现象,仅以信号灯为例,就比正常的市场价格高几倍。一些落选的工程建设公司和供货商自然不服气,四处告状。最终被揭开盖子。

  10年把守首都交通要职在北京交通系统,毕玉玺曾经是“大红人”:90年代中期他从大兴县县长的位置来到当时的北京市交通局,在交通系统担任重要职务长达10年。

  1999年9月16日,经北京市政府同意,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首发公司”)正式揭牌运转,负责北京高速公路建设、运营管理、融资和相关产业开发。此举当时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深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体制和企业运营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2001年10月23日五环路二期、三期(除先期招标的控制性工程)工程施工和监理资格预审招标启动,共有全国各地的77家施工承包商和18家监理单位购买了资格预审标书。有人事后说:“这次招标,为毕玉玺今天的落马埋下伏笔。”

  案后拍案:

  毕玉玺不是第一个“倒掉”的交通系统厅局级干部,也很难说是最后一个。

  仅从1997年以来,就有贵州四川广东等9个省份的十多名交通厅长、副厅长们相继落马,为什么交通厅(局)长们如此容易“受伤”?本刊认为,交通工程的巨额投资,加上监督体制的乏力,正是大权在握的交通厅(局)长们腐败的“温床”。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避免更多的腐败行为在交通领域发生,根本之道就在于掀翻这张滋生腐败的“温床”。

  然而,在国有资金作为道路建设来源主体,且交通厅(局)集“投资、建设、管理、运营”职能于一身的情况下,仅仅寄希望于加强监督、制衡权力无异于纸上谈兵。如果交通厅(局)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当发包商又当承包商,腐败“病毒”的滋生就防不胜防。更要命的是,各地的高速公路公司、道路建设公司的一把手,往往由身负监管职责的交通厅(局)长们“一身二任”,毕玉玺就是一例,这等于给他们提供了腐败的大好机会。

  要掀翻这张腐败“温床”,关键还在于打破固有的交通投资体制,在交通建设中真正引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可以提供最有力的、成本最小的监督。一方面,道路建设不应当由交通系统内的国有公司垄断,独享厚利,要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被当做“公共产品”的道路交通并非只是政府的事业,民营企业也可以大有作为,而且会更富效率。另一方面,对于交通系统里的各种投资建设公司要进行剥离,比如转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统一管理,让交通行业内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成为具有平等地位的市场主体。交通厅则回归本位,行使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行为在交通领域的发生。

  贪字抡起第七刀:五个“管家”四栽了

  代表人物:朱赤、丁燕生

  事件来源:中银香港

  自去年5月,刘金宝被调回中国银行接受调查,冰山露出一角时起,中银香港(行情 论坛)(2388.HK)高层便“地震”不断。到2004年8月,挤压已久的火山终于集中爆发了,中银香港副总裁朱赤和丁燕生、前中银香港总裁办公室总经理张德宝等高层纷纷落马,加上之前的中国银行前副董事长、中银香港前总裁刘金宝和中银香港前第一副总裁柯文雅相继被解职,维多利亚港的上空下起了并不绚丽的流星雨。目前,筹备上市的中银香港首任5人管理团队中,只剩下了主管零售银行业务的林炎南。

  刘金宝落马后,交代出一些中银香港重组时鲜为人知的秘密,由此又引出一串串涉案人员。朱赤、丁燕生和刘金宝一样,这次被发现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中银重组上市之时,由此中银香港当年看似成功快捷的重组其实隐藏着很大的危机。

  业内人士推测,刘金宝、朱赤和丁燕生涉嫌挪用的,可能是参与重组的十家成员行的不记在账上的资金。中银香港重组前,由于薪酬激励不足及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很多内资银行都设“小金库”,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买卖股票、卖保险等一些代理性业务的佣金。这个所谓的“小金库”不纳入正常的财务监管,属于账外资金,多以“康乐委员会”的名义发放给员工,或直接由管理层“支配”。据悉,这类资金大的银行有几百万港元,小的银行也有数十万元,总数可能在5000万元左右。而据香港的媒体报道,当时刘金宝向朱赤、丁燕生、张德宝等人表示,私分这笔钱,当作奖金慰劳大家重组上市的辛苦。众高层论资排辈分钱,多则数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另有说法称,刘金宝集团挪用的是中银香港前身13家银行所接受的社会各界历年捐赠的款项,总数高达10亿元。

  这笔钱在中银香港上市前被“私分”,正是一种分配机制埋下祸根。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银行业内外的监督机制和资金、人事运行机制的强烈置疑和深度思考。

  案后拍案:

  当大多数人都闯红灯的时候,就说明法规机制甚至制度环境有问题。

  中国银行是与国际标准最接近的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内外公认的“好银行”,然而从王雪冰案到今年的“朱、丁案”,频频发案的中国银行为什么看上去更容易出问题?是因为他们更市场化吗?面临的监管环境更严格和透明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特殊性”。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例,中行最初定位主要从事外汇业务、而建行主要定位为固定资产投资,他们的业务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承担的政策性义务又相对较少。这种银行的特点是更加“双轨”化。也就是说,这些银行一轨面临高度市场化的细分金融市场,拥有很丰厚的利润空间;另一轨是国有的体制,国家信用和资金在源源不断地提供保障。就像一个身处赌场之中的人,有人不断地提供筹码,责任和权利的不对称,会很容易扭曲人的行为和选择。正是在这种“赌博机制”之下,王雪冰、刘金宝等人纷纷落马。

  意味深长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人认为刘金宝、王雪冰等人的人品如何低劣,也没有人否认他们曾是很好的银行家,其沦落有着很深的机制根源。令人焦虑的是这种机制带有普遍性,比如“小金库”问题。另外,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最终所有人,运用司法和行政等“家法”手段处置“家丑”之后才公告的做法,也让境外投资者颇有微词。其实,用何种手段暂时堵住“窟窿”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公众关心的是政府究竟有没有决心改革机制。治标只是权宜之计,而釜底抽薪的治本之举才是众望所归。

  

  [1]  [2]  [3]  [4]  [5]  [下一页]


  点击此处查询全部企业人事新闻




新浪财经24小时热门新闻排行

评论】【谈股论金】【推荐】【 】【打印】【下载点点通】【关闭





新 闻 查 询
关键词一
关键词二
彩 信 专 题
圣诞节
圣诞和弦铃声专题
3DMM
养眼到你喷血为止
请输入歌曲/歌手名:
更多专题   更多彩信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