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背后的建筑业

　　本报记者 李翔 北京报道

　　建筑业的架构

　　“就在不久前，我亲眼目睹了几十个工人围住项目经理的办公室，向项目经理索要工资。”一位北京城建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在建筑业的整个架构中，毫无疑问，农民工们 处在最底层，最没有谈判能力，因此他们的利益也最得不到保障。”

　　整个建筑行业的架构是由最基本的六方组成的：甲方，即开发商；乙方，即承建商；甲方聘请的监理；代表着政府的建委会；独立的建筑设计方和第六方包工队。

　　开发商拿到建设项目之后，进行招标，有投标资质的建筑公司进行投标，中标之后，开发商和建筑公司签订协议，开发商为甲方，承建商为乙方。其中，开发商或者说甲方可以是某个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可以是其他公司、组织，它们为自己修建办公等场所时，可能作为甲方出现。此外，一些政府工程中，政府也会作为甲方出现在和承建商的协议中。

　　开发商和承建商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比如北京城建，它在很多方面都拥有国家一级资质。拥有这些资质的承建商才有资格对一些工程进行投标。但是，很多没有资质的建筑公司也照样生存得很好。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很多缺乏资质的建筑公司都同开发商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很暧昧。而开发商选择一家具备资质的建筑公司作为承建商的条件就是，承建商必须把一些项目分配给开发商指定的分承建商。

　　“比如北京北三环安贞桥附近的一栋楼，说是北京城建拿到的项目，你看到的宣传是城建在做，但是这个工程几乎都是一些小的建筑公司在做，真正是城建在做的其实很少。”北京城建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向记者抱怨道：城建做的所有项目中，利润有50%多都给分包商了，尽管这些分包工作城建自身都可以做。“说穿了，城建拥有资质，就像资本市场上一些上市公司为其他公司提供融资的壳资源一样，城建也是在为很多缺乏资质的建筑公司提供壳资源。”他说。

　　建筑监理由甲方即开发商聘请。监理费用按照工程费用的一定百分比提取。举个例子，5%的百分比，一个100万的项目，监理方可以拿到5万块钱，但是“往往2万块就有很多监理公司原意做”，所以选择谁做监理也是开发商拥有的一个资源优势。

　　建委会代表政府。“可以说在整个架构中，建委会的地位最高，我们工地上所有人见到建委会的人都是客客气气的。这还不说，私下里还要有别的好处。”一位建筑行业人士说。他对记者说，其实建委会的工作和监理也有一些重合的地方。他认识的一位建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验收建筑工程。

　　建筑设计方是独立的。我们所感兴趣的话题几乎同设计方无关。尽管如此，设计方对设计方案的些许变动也会牵涉到各方的利益。大的建筑方往往有自己的设计人员，因为“一种材料的改变就可能会给公司省下一大笔钱”。

　　至于承建商本身，他们在拿到一个项目之后，通常会成立一个项目部。项目部的最高负责人就是项目经理。一个项目部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的组织机构，有各种行政工作人员、后勤人员。但是主要的工作人员还是技术员。技术员的工作主要是存档记录工程中的文件，以备日后工程出现问题时可以检查。

　　真正承担着建筑工作的是最底层的包工队。用城建工作人员的话来讲：“我们公司所有在工地上的工作人员都是管理人员，真正干活的都是包工队的人。我们的技术员很多东西都要向他们的技术员请教。”

　　一个包工队能够参与到一个工程项目中，也不是很简单的。“所有工地上的包工队，不是跟开发商有某种关系，就是跟建筑公司有某种关系，还有可能跟项目经理本人有关系。”城建工作人员说。包工头几乎是包工队的代表，普通的农民工在利益谈判中，在整个建筑业的架构中根本没有位置。

　　承建商与包工队

　　“在建筑业中，最高一级分包商和最低一级的包工队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其实我们不用讲工程经过了几级分包，也不用管包工队的大小，理论上可以简化为两方面：正式的企业和非正式的包工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则把建筑业架构进一步简化，以此来分析导致欠薪的结构性原因，李和他的研究生们曾经深入工地对建筑行业的组织层面做过一个专项研究。

　　在他看来，建筑业架构的二级分别是作为正式结构的建筑公司和作为非正式结构的包工队。所谓的正式结构指的是按照规章、规则结合起来的组织，而非正式组织则指按照人际关系、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等结合起来的组织。“但在建筑行业，在完成一个建筑任务时，是把包工队作为一个正式结构来对待的——包工队不是常见的一个企业里隐含的非正式结构，而是一个正式结构。建筑业把一个科层制管理的结构和一个具体完成工作任务的按照人际关系组织起来的组织结合在了一起。”

　　这两种结构结合起来在理论上自然有冲突的地方，按照理性化的目标组织起来的结构和按照人际关系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不同的。而李路路的研究目的就是搞清楚这两种组织如何能够结合起来，既能够发挥人际关系组织起来的优势，又能够避免带来的问题，人际关系和科层制关系如何结合起来，怎样才是有效率的。至于从拖欠工资的层面来看，按照人际关系组织起来的包工队和严格的科层制企业各个承建商的结合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李路路介绍说，承建商实现对包工队的控制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完成的。第一，事后付款的方式。在工程完结之后，承建商对工程情况进行检查，认为合格才给包工队劳动报酬。这往往是工资拖欠的一个症结。记者接触的和媒体曝光的很多欠薪事件都是由于项目经理和包工队各执一词：项目部认为工程不合格因此扣发工资，而农民工则认为自己追讨工资天经地义。比如11月18日南京迈皋桥某工地发生的农民工讨要工资被打事件中，项目经理陶某就说：“被欠工资的农民工在工程中干到一半竟百般刁难，人找不到，活也干得不符合要求。”

　　第二，则是通过建筑公司和包工头之间的持续联系来进行控制。公司和包工头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性的交易关系。同时由于建筑行业中，在包工队层面上竞争很激烈，建筑公司手中掌握着项目、资金等瓶颈资源，他们面对很多包工队可以有很多选择，因此包工队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威胁“下次不用”就可以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在这种基于承诺和信任达成的连接中，包工头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和公司之间往往并没有正式的协议。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黑工头的出现：他们席卷农民工工资消失。记者接触的建筑业人士也说：“工头无论大小都是很赚钱的，不能够把工头和农民工相同看待。”

　　但是李路路对记者说，由于包工队的组织方式，欠薪往往并不是发生在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熊德明对记者说：在无数的来访农民工之外，她曾收到一封求助信，一个哈尔滨人带着90几个同乡在青岛包了一段小工程，工程做下来后，那人和他带去的兄弟们都没拿到该得的20多万元工资，事情一拖就拖了六年，六年里，小包工头经历了被逼债、妻离子散、信誉扫地的悲惨命运，至今羁留青岛，苦苦等待奇迹出现——发包单位能把该给的20万元血汗钱还给他。

　　求解欠薪的两种思路

　　“拖欠工资，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经济权利的背后其实还是农民工权利的缺失。”深圳当代观察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劳工专家刘开明博士说。在建筑业的架构中，农民工作为个体已经被淹没；在一个正式组织面前，作为非正式的松散的包工队也缺乏维护自己工人权利的手段。他对记者说，在广州和深圳，即使不是在按照年度或者季度结算工资的建筑业，制造业工厂中工资拖欠两个月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劳动者的权利缺失是所有劳工问题的根本。刘开明的解题思路着眼点在于工人自身。

　　中国劳动争议网总经理程向阳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思路。在同记者的交谈中，程向阳认为解决欠薪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是政府的强势介入，比如政府可以规定开发商的支付顺序，工资必须是第一位的。而从目前来看，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政府的许多措施也正对准了建筑业架构的一些缺陷：比如农民工可以跨过所有层级直接向开发商索要工资；比如工资不经过包工头直接发给农民工；比如建筑公司必须和农民工个体签订劳动协议，而不是传统的建筑公司和包工队之间的非正式关系。

　　如果通过正常方式拿不到辛苦劳作的微薄工资，法律手段又常常是最不经济的方式(见附文)，农民工们就可能非常无奈地选择以自我残害的方式索回工资，譬如以跳楼相威胁；在“讨要”工资的过程中，拖欠工资方也可能与他们发生冲突，甚至是恶性的暴力冲突。要从根本上解决建筑业的欠薪问题，需要的是针对当前建筑业架构的措施。不过，记者接触的那位建筑行业人士对此并不是非常乐观：“无论是哪一种思路，在目前建筑业的架构下，如果能做到当然好，但是很多具体的措施恐怕会和这个架构冲突，实施下去也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