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教育财政体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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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钱的问题

　　现实似乎也表明，教育部正在努力改变目前的尴尬格局。今年年初，教育部部长周济已经明确提出，未来几年我国教育投入总量将不断增加，教育投入的增加主要用于大力加强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而且，中国将从2004年起的4年中，将投资100亿元用于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上。

　　但杨东平认为，财政是导致教育失衡的主要现实原因，但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问题的根本在于要改变整个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杨东平一字一顿地说。

　　杨东平指出，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多年来教育界推行的是单一的“财政视角”的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弥补教育经费短缺，兴奋点总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产权、市场化上做文章，而缺乏对教育公平和教育品质的关注。“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也指出，在教育领域过分强调市场化的情况下，教育的公共性和专业性往往会被市场性和经济利益所淹没，对教育本身造成伤害。其结果是，教育的数量和规模虽然增长和扩大，但是教育的个人支付成本越来越昂贵；各级教育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但同时，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

　　“公众对教育的评价已经降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杨东平说，“单一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们需要反思，重新认识教育发展和改革基本规律和基本价值，反思在市场条件下政府的教育职责和行为界定”。

　　杨东平最近撰文认为，过去政府包揽过多，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弊病严重，它与扭曲的教育市场相结合，很容易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因此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进入更为实质性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

　　即使是最强调市场作用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强调：“对于教育产业化争论批判早已远远超出了概念本身，问题在于有限资源如何合理分配，政府的职责如何重新定位，谁保证教育的整体公平。”

　　专家们普遍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在于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义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障教育公平。

　　从国家整体战略来看，王蓉认为，中国教育投资的存量微薄，长期以来教育投资的比例始终低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教育经费的供给欠账很多，所以未来的教育投入必须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必须迅速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弥补历史缺口。到2005年力争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到2010年将该比例提高到4.5%-5%。

　　王蓉建议，必须重新明确政府的教育投入范围和各级政府间的责任分工，三级政府的职责必须明晰：

　　中央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公平的教育机会，为基础教育提供转移支付资金，为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提供资金，为支持高等教育中基础知识和原创知识的创造活动提供资金。

　　省级政府有责任为平衡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基础教育投入提供资金支持，为提供和保障高等教育机会提供资金支持，在财政管理上为全省的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法律环境。以省为主导的财政体制有利于一些教育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第一是提供公平的教育服务，第二是保证服务高效性。

　　中央、省、县级政府都有责任为基础教育——尤其是为逐步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在此前提下，县级政府承担统管基础教育经费的责任，保证全县之内基础教育的基础服务。

　　但令王蓉更为忧虑的问题是，从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确定教育分权体制后，直到今天，相配套的、规范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体系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建立起来，他认为这是造成基层义务教育资金匮乏、贫困地区无力提供教育经费的最主要原因。2000年的时候，王蓉就曾经到监利县做过短期调研，当时她已经感到了地方政府的抱怨和当地基础教育的窘迫和无奈。

　　记者在监利县采访中了解到，地方政府在教育财政分权化后，作为保证公共事业正常运转的事权增加了，但有限的财权很难支撑公共事业的盘子，他们对中央政府建立更加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很迫切。

　　所以，王蓉认为，中央政府必须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同时，省级政府依靠本级财力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在省内进行以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加速建立农村地区平稳化、规范化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但问题是，已有研究发现，大量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被省和地方政府截流了。

　　显然，这个“非教育”问题不解决，即使建立起完整的教育财政体系，也很可能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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