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空白下的官商矛盾

　　 第1页:封面故事 徐明革命 第2页:足球 以市场的名义 第3页:商人运转足球 第4页:健力宝 商业文明缺位 第5页:赞助商跑了 第6页:法律空白下的官商矛盾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国产业领域在市场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官商矛盾，却以双方 正面决斗的解决方式，率先出现在足球产业里。革命者要的是一个有秩序能保障利益的商业环境。这种要求正切中中国商业环境变化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下，未来其他产业要发生的将会更多，足球革命的走向和结果将为其他领域提供一个范本

　　10月2日，北京国安罢赛，随后中国足协各打50大板的做法，致使危机进一步蔓延；17日，大连实德队的老板徐明推出了、12小时内制作完成的13份效仿英超模式的推动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的文件，矛头直指足协；24日，实德队效仿国安实施罢赛。中国足球在10年商业化的进程中，所积压的矛盾全部迸发出来。旧体制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断裂。

　　命令与执行的分离，意味着代表政府意志的足协的权力仍然存在，但权威已经消失了。“中国长达10年的职业足球联盟受到了不称职的官员的妨碍，而且至今没有证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尽管政府支持和巨额投资。”法新社在25日的报道中评价说。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足球产业中的投资商们在巨额资金投入后，得到的却是全面的亏损，甚至有的企业还被拖入了困境，连主业的发展都成了问题。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国产业领域在市场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官商矛盾，却以双方正面决斗的解决方式，率先出现在足球产业里。革命者要的是一个有秩序能保障利益的商业环境。这种要求正切中中国商业环境变化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下，未来其他产业要发生的将会更多，足球革命的走向和结果将为其他领域提供一个范本。

　　就目前来看，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本月初，中国一家大型民营电气产品生产商奥克斯集团，对权力很大的信息产业部提出一项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诉讼案还没有得到法院的受理。若胜诉，奥克斯将为其他公司提供一个重要的先例。奥克斯的诉讼要点是，信息产业部拒绝允许这家公司销售自有品牌的无线手机设备，而这违反了7月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向官僚机构正面发出挑战，已在中国不同的行业里微弱地彼此呼应起来。

　　“决斗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权力的归属。但这还只是直接的、表层的意义。其深层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社会中官商抗争的提前出台。”写过《中国足球的出路》一书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对本刊记者说：“官商之争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大戏。”

　　成为摆设的法律

　　与奥克斯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与政府部门的矛盾不同，足球革命的解决方式，在目前的中国更具典型性——它难以通过“成为摆设的法律”来解决问题。

　　几年前，国际上召开了一个“体育法”研究大会，希望中国派一名专攻体育法的律师参加。据记者了解，当时国内法律界就乱了。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专攻体育法的律师。于是，只好派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去了。那名律师并没有让中国蒙羞，侃侃而谈，把其他的律师都镇住了。他光荣完成任务回来，告诉领导说：“参会的所有律师说，中国对于体育法的研究太完善了！明年，研究大会决定在中国举行。”这一下，所有的人都傻了。

　　据说中国政法大学的体育法研究中心就是因此而诞生的。而1995年通过的《体育法》在被长久地淡忘以后，直到10月凉秋才又被人提了出来。辽宁俱乐部总经理张曙光代表所有的“革命”老总说：“现行的《体育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现在看来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当时是把体育当做一个事业来看待，通篇没有提到任何体育产业，而从足球改革到现在，在足球、篮球、乒乓球以及围棋等体育事业领域走市场化道路已经成为了一种思潮，但是这个法律没有任何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显得很不适用了。”

　　在《体育法》被认认真真地摆上台面的时候，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不仅仅是足球产业面临的尴尬问题。

　　矛盾难以调和

　　罗根泰勒博士，是英国利物浦大学足球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球迷协会的发起人。他对中国足球相当熟悉，目前是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高级商业顾问和申花研究部的客座教授。 在中国足球“10月革命”发生期间的其中几天，他正好身在上海。他对这次事件最终的结果，并不十分看好。“英超模式并不能直接套用到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中来。”他对本刊记者说，这里是中国，并不是英国，一个完全独立的超级联盟不可能存在。

　　泰勒博士认为，中国足球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即便一个新的职业联盟出现，它首先面临的依然是清理足球内部的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始终会有人在联盟之外对其施加影响。

　　“徐明的改革方案是没有错，他是完全按照自由市场，来办一个足球公司，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公司却要受到半政府半民间的一个机构——足协来管着，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在长期关注中国足球商业化发展的《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苗炜看来，按照市场规则，完全没有必要有足协这样一个部门。维持国家队是需要一个足协这样的部门来。“但让足协来经营联赛是按照旧有的官僚体系来做的一套东西，它是有一个体育项目就必须有一个官员来管。这个系统不是以维持足球的健康发展为目的，而是自有一套官员任命系统。”苗炜说。

　　在24日实德队罢赛风波再起后，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权威人士向媒体表态认为，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已不是企业向行业协会要政策，而是在挑战政府的权威。就算足球是体育改革的特区，在某些方面可以激进一些，但也不能脱离国情。不是说企业有钱就可以闹无政府主义！企业有权利退出足球，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不能动不动就用罢赛和集体退出相威胁！”这位人士还说：“你实德等几家尽管可以退出，大不了业余队补充上来，虽然联赛水平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起码中超还能继续。”

　　这位官员中的权威人士在意的就是——中超还能继续。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态度。足协的几位副主席也公开表示，如果这几家俱乐部一意孤行，足协可能采取强硬措施，将几家闹事的俱乐部踢出中超行列，而由地方足协掌管的青年足球队或者地方足协组织的十运队顶替参赛。看来，他们并不在乎联赛的水准和它的商业价值。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在中国官本位的体制下，政府官员要的核心是体育成绩和“谁也别想给我瞎捣乱”的权威，钱仅仅是为此服务的一个关键要素；而商人追求的核心是钱，体育成绩是为此服务的。表面上，政府官员也要有个姿态，因为他们也很清楚商业化是体育项目发展的唯一出路。这就是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点。作为市场上不同的主体，他们的追求点不同，导致他们在利益的支点上，发力的方向也就不同。关键是看究竟谁来驱使谁。结果，要想推动足球商业化的进程，就只有架空足协。英超等国外成功的模式，当年革命后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俱乐部老板驱使了足协，让足协成了“花瓶”，主要职责就是维持国家队的运作。

　　但现实的状况更复杂，10年来中国足球产业里，市场的主体身份很错乱，像重庆力帆俱乐部老板尹明善，既是一个投资商又是一个省级官员。而市场主体明确的投资商，在这10年里，又常常和地方政府交织在一起。

　　在中国足球10年的职业化历程中，1994年初到1997年产业或金融资本进入，看中的是足球给企业自身带来的广告效应，而1998年到甲A后期，足球成了交换的工具，投资商可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税收优惠、土地批租、上市额度等一系列好处。这也是一些俱乐部老板和国有企业虽然明知在中国玩足球挣不了钱，但仍前赴后继和政府交易进军足球圈的主要动力。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