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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
要做到客观评价中国经济与行业发展，必须破除“数字崇拜症”。数字本属中性，但当它和一个行业当事方面，特别是“主管部门”的政绩联系在一起，往往变异。物极必反，一味谋求数字，数字可能丧失正面语义，甚至带有“原罪”。
譬如，当事部门证明自己工作绩效，爱说本年度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总额多少、同比增加多少。殊不知，在股权割裂与高价发行状况下，投资者据此以一个平均基数换算，立马知道总共又有多少资金被掠夺了、同比又多掠夺了多少。于是，这些数字面目可憎。
正是从数字着手“攻错”，近几天，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触发了中国内地保险业的一场“地震”。郝演苏以一项研究证明中国保监会2003年统计结论存在重大瑕疵，其核心论据与观点是：依据保监会数字，2003年中国内地实现保费收入3880.4亿元，同比增长32.4%；但这3880.4亿元保费收入中，包含有高达1670.01亿元的分红险收入，以及约94亿元的万能寿险和投资连结险收入；按照境外发达市场的统计口径，分红险、投资连接险保障比重极低，属于托管资产而不能计入保费收入——因此，计算之下，2003年中国内地保险业“统计泡沫”高达40%；反映人均保费支付状态的保险密度指标并非官方所公布的287.44元，仅为163.73元。
与有关部门习惯用数字说明工作成绩和繁荣景象“神似”，郝演苏同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进而认为，中国内地保险业出现“大泡沫”表明，保险公司，主要是寿险类公司走入了歧途。发达国家是在保障型保险产品基本饱和后才转向供应理财型产品的，而中国内地保险产品“跨越式”地以投资理财型为导向，导致投资连结险与分红险产品充斥市场，造成的后果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老百姓的保障质量并不见得有大幅度的提高”。在该方面，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是，一个选择分红险的投保人不幸遇车祸去世，生前交纳“保费”3万元，受益人仅获得3.1万元赔付。
为了警示这一局面，郝演苏一方面已将研究报告提交保监会负责人，另一方面来者不拒地接受媒体采访，并作为门户网站嘉宾，上网与公众交流——“你买错了什么保险”。
结合看待郝演苏此项研究与保险业动态，不难发现，中国内地保险业近年来确实孳生、蔓延着一种“赌徒心态”。事实是，不少公司为了搞大资产(资源)规模，忙于闷头圈钱而不怕寅吃卯粮。这是众多公司忽视保障型产品研发与供应，热衷理财型产品营销的内在动因。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运行模式下，行业主管部门无疑例外地热衷搞“本位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今天的行业监管部门一时半会儿难改旧习惯——保险业监管部门对一些公司严重偏离保险功能、纯属以“高回报”诱因圈钱行为放任自流，显示其有乐于看到所辖口子资源“坐大”的“本位主义”嫌疑。
之所以说保险公司存在“赌徒心理”，在技术层面上，一目了然的证据是，为了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不少公司不惜做亏本生意。近年来，保险业流行把投资连结险产品细化为固定回报产品，并通过银行网点代理销售，其资金成本为，普遍高于同期国债利率的固定回报率，加银行代理费率，再加自身发生费率，总计一般不低于六个百分点；但同时期，保险公司平均投资年收益率一直徘徊在4%以下。这一收益与成本的缺口如何填补?惟有寅吃卯粮，以资产规模扩大掩盖运作亏损累积。现在理财型产品销售进帐占到“总保费收入”的四成，这一模式如果大规模地持续下去，亏损越积越大，保险业岂不是有成为第二个证券业之忧。
对此，或许有保险业人士辩解说，中国内地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低下与经营环境直接相关。一旦外部环境改善、投资渠道拓宽，保险公司投资盈利能力将大大提升，届时消化因规模扩张造成的亏损不在话下，而且，规模越大、手中掌握的钱越多，化解历史亏损越容易。这正是“赌徒心理”的写照：表面上对金融大局充满信心，实际上将前途交付不可预测。这同“券商思维”一模一样，证券商曾经咬死一条：只要有行情，不愁咸鱼翻身。结果呢?酿成了巨大金融风险!
毋庸质疑，保险业累积金融风险征兆已经暴露。显然，在当前市场条件下，为自身良性发展计，保险公司应该回到以提供保障性产品为主正途上来；行业监管部门既然监管的是保险业，而不是银行业、基金业、信托业，就不能继续放任保险公司本末倒置，大做特做非主营金融业务。于社会公众方面，则必须明晰自己购买保险服务的真实诉求所系——究竟是获得风险保障，还是委托投资理财，并警惕保险公司的高风险行为。须知，保险公司同样可能破产清算，而一不小心，眼下又进入了“个人金融债权有限保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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