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推出2016年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两会专家谈》。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钱立
正值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一则医院“号贩子”的新闻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这是一个牵动人们情感的话题，社会舆论的主流是谴责这些“号贩子”趁人难于挂到急需医生的号之危，赚取高额中介费，而真正诊治了患者的医生却拿不到这些钱。让我们暂时抛开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情感纠葛，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剖析一下这种现象背后实际上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和道理，以认识我们应有的正确解决之道。
患者生病后需要医生提供诊治服务，医生通过投资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并将自己的时间全部用于从事医生这门职业以谋生，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看，它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医疗服务具有的商品属性。患者和医生（医院）双方若是自愿交易（而非强迫交易）就绕不开交易价格这回事。在不受外力强制干预的市场上，是不会存在强烈的、持久的不均衡的。在我国普遍存在的重点医院优质医生挂号难现象，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的政府管制而人为压低了医生看病的服务价格，导致了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明显的缺口，一部分大医院和名医的这种缺口更是十分惊人的。
有人会说，有很多急难险症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治病怎能用金钱来衡量呢？人的生命对于每个当事人和他的家庭来说的确是无价的，这非常正确，并且这恰恰反映了对任何事物评价所具有的主观性，以及值得社会尊重和倡导的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但是当一个人生病了，他需要别人（医生和医院）为他提供诊治服务，这就必然要动用相关的医疗资源，而这些资源是稀缺的，也就是说不可能不付代价地获得。这些代价不外乎由以下几类来源的财产或进行交换或直接支付来补偿：个人（家庭、亲朋好友、公共医疗保险中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商业保险（如果购买了商业保险产品的话）、社会捐助（包括募捐、各种慈善机构捐助等）、政府救助（公共医疗保险中属于共济的部分或者政府的直接支付，总之，这些都是所有纳税人所做的贡献），医院和医生少得应得的收入而承担的成本。
这也就是说，当医生和医院为患者提供了医疗服务时，如果不是患者自己补偿了这些成本，就必然是要由其他人（纳税人、甚至医生和医院）为其承担。在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后，必然会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需求高企，其中会产生相当一部分我们经常说到的过度医疗；另方面，供给意愿下降、低迷。我国目前为什么优质医生和医院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和医疗服务产品的需求猛增。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医疗服务产品实行低价格管制政策，公立医院靠政府财政输血，医生通过医疗服务的收入低，劳动强度大，还面临从业中的诸多风险，导致了优秀青少年选择学医者与社会的需要相比严重不足，我们常听到从医的父母不愿自己的子女再学医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足逐渐积累，成为了当前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的长期问题。针对这一状况，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我看到最多的是指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结构严重失衡，应加强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
实际上我们看到，各类优质资源多集中于“北上广”、省会等一线城市，不独医疗资源，而医疗资源也是其中核心因素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更大范围内我们所观察到的相似问题。这里我们暂不去做扩展论述，我们只局限于讨论医疗资源配置问题。我们说，均衡有序的、分级的诊疗体系若能得以实现和良性运行，其基础在于市场的自由选择而带来的结果，行政手段只应该辅之而非主之。根本问题是如上所分析的，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太多太重的行政管制，没有正确认识到医生治病救人也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经济活动，价值规律不会不起作用，以至于造成了我国社会优质医生的长期短缺。因此，根本着眼点，在于如何迅速改变使优秀青年不愿学医从医的制度环境，道德、法治等方面的建设固然重要，但保护在医疗服务领域中各方当事人自主选择、决定的权利是根本。在目前优质医生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放开市场价格管制，我们预料会出现某些医生的医疗服务价格飙涨的现象，因为现在有在很多疑难复杂病治疗方面，能医甚少，会缺乏在供给方面的竞争。但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持市场主体自主定价方针不动摇，在名医、能医医疗服务高价格高收入的榜样召示下，会激励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加入到学医的行列中来，随着未来优秀医生的日益增多，就会逐渐在医生们之间产生竞争，从而使名医、能医们的服务价格逐步回落，进而达成一种被我们视为比较理想的医疗服务均衡的价格，这种均衡将是良性的、可持续的，因为它是医疗服务参与各方自愿交易的结果，而不是外来强制的。
市场价格是一种重要的信号，商品服务的参与各方会依据它调整自己的行为，并朝着最大限度满足产品服务需求方的要求的方向演变。若价格信号是被人为扭曲的，就不能真实反映供需状况，就会朝着加剧供需矛盾的方向发展，终究有害于所有对产品服务有需求的人，因为我们人人都是消费者。当然，那些有特权地位的人除外。
当医疗服务品价格回归正常反映市场供需状态后，有利于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医务工作行列，有利于社会资源更多地向医疗市场投资。从需求方来说，个人和家庭也会更加谨慎理财，留出相应财力为看病就医做准备。而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患大病的可能性，届时会产生很大的用钱压力，因此，对健康和医疗领域的保险产品就会产生极大的需求，这在我国还是一个极为薄弱的行业。同时政府应该不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设置障碍，民间慈善救助应该为贫困家庭看病就医的支出占有相当一个重要的份额。最后才是当以上所有方面的解决方法在近期都还不足够时，政府才参与进来暂时给予财力的补助。这样经过若干时间，医疗服务业本身会得到充分的供给，同时也能够催生医疗保险业和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
回到本文开头关于“号贩子”的话题，“号贩子”生存、活跃的土壤就是现行体制造成的巨大需求供给缺口，僧多粥少，这个资源怎么分配？没有了“号贩子”，这个分配就公平了吗？有人急于看病而挂不上号，怎么办？其中有人愿意出高价让“号贩子”帮助挂上号，一来是真实地显示了他们的需求，二来也说明在真正需要治病的地方，他是愿意出钱的。别忘了，这些找“号贩子”挂号的人也都是万千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最后，要想真正杜绝“号贩子”现象，釜底抽薪、铲除土壤，才是标本兼治之策。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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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彦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