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攻坚克难 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目标

　　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推出2016年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两会专家谈》。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孙祁祥

　　2020年，五年之后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收官之年将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夕。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如此之近；但毋庸置疑，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如此尖锐的问题和矛盾。

　　从国际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继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渐增大。从国内来看，在“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中国经济长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之后的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深深困扰着中国经济。

　　在如此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任务异常艰巨。据测算，实现十年翻番的目标，要求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2%。2011-2014年，我国GDP年增长约为8%，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初步核算为6.9%，那么，“十二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7.8%， 这就要求今后5年，即“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维持在6.5%以上。

　　从目前来看，国内外著名专家和机构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有不同的判断：乐观者如世界银行于2015年7月在其“全球经济展望”中的预测：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为7.1%，2016年为7.0%，2017年下降为6.9%；谨慎者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10月在其“世界经济前景”中预测的那样：中国2015年经济发展速度为6.8%，2016年将下降为6.3%；悲观者如美国谘商会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年增速将放缓至5.5%， 2020至2025年将进一步降至3.9%。在我看来，如果单纯只是一个经济增速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7000多万经济主体、政府有着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大国来说，完成年6.5%的经济增速可能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背景下达到这个增速；难就难在我们要在目前面临制造业的“未强先高”、人口的“未富先老“、经济活动的“未实先虚”的背景下实现6.5%的增速。

　　什么叫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是：它至少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具备良好的标准：一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良好；二是空气、交通、医疗、养老等生活环境良好；三是社会秩序良好；四是道德风尚良好。仅从空气这一项指标来看，许多数据业已表明，我国长期奉行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环境生态的承载能力已近极限，环境污染严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受到极大威胁，特定病种的发病率及其相应的医疗费用大幅上升，能呼吸到没有雾霾的空气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奢望。在这种背景下，既要用低碳、循环、绿色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也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使年经济增速至少保持在6.5%以上；同时，还要拿出巨资来治理海、陆、空全面恶化的生态环境，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EPI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它是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联合发布的用以衡量政府在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政策力度上的环境绩效指标）的排名显示，2014年，在全球17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我国位列第118位，这与我国GDP的经济体量占世界第二的排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近日在京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实施的投融资需求及影响》研究报告指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中央财政投入规模相比实际需求落差较大，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存在投资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

　　不仅仅只是资源环境趋紧的问题。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是制造业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多数产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然而，过去几十年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制造业不强，而劳动力成本却不断升高，这就是所谓制造业的“未强先高”。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通过对能源、劳动力、生产力、汇率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比较2004年到2014年全世界制造业成本竞争优势后发现，近10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了4倍，而美国只增长了27-30%． 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中国已经为96。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许多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已经对我国中低端制造业形成了替代。仅以耐克品牌为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耐克全球产量的40%来自中国，越南只有13%，而到2013年，中国的份额下降至30%，越南上升至42%。 2005年，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与菲律宾、泰国相当，到2012年，中国比菲律宾和泰国高出2000多美元，比印尼和越南高出2-3倍，比柬埔寨高出5-6倍。

　　打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将我国的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移向中高端，大力发展具有高科技优势的产业，但这谈何容易？从国际社会来看，德国的工业4.0、 美国的再工业化、日本的工业智能化战略，使得这些高端制造业本来就十分发达的国家，正在恢复他们之前的市场。由此可见，我国的制造业正面临着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遭受两头受挤压的困境。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样一种困境因为“未富先老”、“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而加大了破解的难度。中国的老龄人口规模之大和增速之高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转入老年型仅用了约18年的时间，而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即使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日本也用了25年，目前我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上亿人口的国家。许多研究表明，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带来劳动力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等问题，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显示：我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减少了345万；2013年减少了244万；2014年减少了371万。此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队伍的大龄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的更新与进步，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除此之外，经济活动的“未实先虚”，即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膨胀，实体经济受制于金融而收缩的现象也从人才、资金的角度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困境。

　　综上所述，要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当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应当有坚定的信心。这一信心源自以下“红利”：首先，改革红利。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为4.39%， 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为4.59%；自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飞速的发展，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7%左右。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如果着力点正确、措施得力，一定能够再次释放改革红利，就像30多年前那样，由此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科技红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决定一个民族兴衰的关键因素，是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而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一再表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谁的科技创新领先，就能占据主动、占上先机、占领优势。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就能创造出巨大的需求。第三，开放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加大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力度，以开放促改革，是一条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途径。无疑，开放也是保障今后2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自贸区的建设，使得亚太地区经济整合力度加强，由此产生新的发展动能。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不管是辉煌还是挫折、成就还是问题、机遇还是挑战，它们都将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序曲。总而言之，“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是明确的，理念是科学的，方略是正确的，然而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巨大的，路径是曲折的；但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

　　改革的成功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需要汇集广大民众的智慧，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学科，作为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机构，北大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们更当“跃马横戈”，献计献策。在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之时，我院推出了“两会”专家笔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热烈反响。自此之后，每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院都推出“‘两会’专家笔谈”，通过这种方式，各个领域的学者来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为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发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为国家智库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