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推出2016年两会报道特别策划：《两会专家谈》。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王曙光
2015年12月24-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为“十三五”时期的“三农”工作规划了蓝图，把“三农”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到“重农固本，安民之基”，深刻揭示了“三农”在中国的重要意义。“农本”，顾名思义，乃是“以农为本”。当下中国的时髦语汇是“资本”，笔者在2012年创刊《农本》杂志，提出“农本”和“新重农主义”的理念，得到学界很多学者的认同。若单纯从产值来看，我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降到不足十分之一。在农业产值如此“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再来提“以农为本”，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呢？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庞大的农村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忽视，任何以单纯的产值标准来评价中国农业重要性的思维都注定是幼稚、肤浅和短视的。中国目前尚有近7亿农村人口，其中有2亿农民工；中国的农业生产维系着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国家稳定；中国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极为密集的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也正是中国生态价值最高、农村反贫困态势最为严峻、对区域均衡发展影响最大的地区。一句话：农村的发展与和谐，乃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与和谐的根基所在。这样说来，提出“以农为本”的新重农主义，正当其时也。
中国农业的重要性恐怕还不止于此。从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视角来看，农业乃是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形态的承载者，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和信仰体系的承载者。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当下中国农村的剧烈嬗变都是空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文化形态的深刻变迁会给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塑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个问题，不能不加以深入的探究。我们必须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综合的视角研究中国农村，忠实而系统地记录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农业和农村所发生的变化，深入探索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道。因此，“新重农主义”并不是一个学派的名称，乃是代表着一切关注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有识之士的共同价值取向。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最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破解“三农”难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当前我国庞大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弱势的农业产业、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农村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滞后、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贫困人口的大面积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一方面诚然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却更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潜力和增长可能性，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有巨大的可以腾挪的空间，我们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转型还有很多空白点，把以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极大地改变中国的面貌，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均衡发展，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可以说，“三农”问题，既是中国的挑战，又是中国的福音，中国的优势。具体来说，未来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着重于以下工作：
第一，必须加大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生态化的力度。要努力培育规模化的经营主体，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和产业化组织，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业产业效率和效益。
第二，必须加大对于“三农”的扶持力度，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进一步扶持农村发展，尤其是要建立普惠式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要在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农村创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等领域，继续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政策上要向农村倾斜，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第三，我们还要着力加大扶贫力度，要在本世纪的前30年，彻底消灭贫困。我国目前还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每人每天1.25美元收入标准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几近1亿。我们要运用制度化的创新手段，探索贫困人群持续脱贫的新途径，避免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进行扶贫。要进行精准扶贫，着重培育农村的内生力量，以实现贫困人群的永久脱贫。反贫困既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一项可以极大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促进均衡发展、拉动农村消费和产业升级的富国工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央提出的“重农固本”理念，向全社会发布了充满信心“新重农主义”宣言，这个宣言，不光是一种理念，更包含着制度层面的创新、政策层面的综合协调、以及行动层面的多方集中发力，这样才可以在未来的”十三五”时期打好解决“三农”问题的攻坚战。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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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彦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