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11月26日，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表示，为了更好地治理雾霾环境和拥堵，下一步北京市政府将对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意见的可行性进行听取和论证。此消息一出，犹如油锅里掉进了水滴，网络上瞬间炸了窝。

　　副市长的提议出自北京APEC前后空气和路况的巨大反差。频繁为雾霾所困的北京城在APEC期间迎来了久违的蓝天，被昵称为“APEC蓝”。交通也一改平时的拥堵难行，让汽车全城畅行。可是，APEC一结束，一切迅即恢复原样。强烈反差令人不能不满心期望APEC状态常驻北京。

　　然而，“APEC蓝”需要支付巨大代价，北京、天津等地汽车单双号限行，京、津、冀、鲁等6省市停工限产企业超过1万家。如此动作偶一为之可以，要天天如此则势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所以，自己的事情还得自己干，北京只能自挖潜力，这才有了全面实施单双号限行的想法。

　　今日北京无论雾霾还是拥堵，都同交通有关，尤其同高达560万辆汽车保有量有关。按照单双号限行的设计来办，一下子可以将出行汽车降到280万辆以下，路况肯定会有大改善。但公共交通因此增加的乘客不会少于300万人次，如果每人换乘一次，还得翻倍。北京无论地铁还是公交车，早已人满为患，仅地铁乘客已达日均1000万人，再凭空增加几百万人，如何消化得了？事实上，APEC期间交通畅通，除了私家车限行之外，还有众多单位集体放假，高峰期间人少了，才有车少了，才有交通畅通了，空气干净了，才有单双号限行奏效了。

　　到这里，几乎谁都明白了，不是私家车出行，而是城市规模本身才是雾霾和拥堵的成因，私家车过多只是一个“中间变量”：不是人口庞大，哪来这么多私家车？哪需要这么多地铁和公交？若非现在汽车牌照摇号，以北京市民的购买力，一家买两辆车来弥补单双号限行所带来的不便，又有何难？真要这样，岂非交通问题未解决，停车问题又将雪上加霜？所以，光靠减少汽车数量，不对城市如今的状态有所调整，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单双号限行只是扬汤止沸，要当下看到雾霾减轻、道路畅通，必须在城市发展模式上釜底抽薪。

　　计划经济时代，为了实现全国均衡发展，曾经明确对以北京、上海为极端的大城市采取限制发展的政策。结果是，城市规模得到控制，但经济发展的效率也被牺牲掉了。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特大型城市像用了激素一样，疯狂成长，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利用自己在国家大局中的特殊地位，得到了多个“中心”的功能定位，享受了特别优惠的政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会。但在借体制之力，吸引各类资源大量集中的同时，人员跟着涌入，消耗大大增加，城市负担之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交通和环境困境只是城市过度扩张而超出生态承受力的明显表现之一二，还远不是全部。要是把因为种种城市病所导致的城市人身体、心理和社会疾病，包括幸福感衰退，都计算在内，那以减少私家车出行为目的的单双号限行根本就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正因为城市病严重，难以根本解决，北京只能找个容易下手，也容易“见效”的单双号限行作为缓解措施。哪知道“牵一发动全身”，现在连私家车限行的空间都已如此逼仄，不能将车里的人一起“限行”了，只限车，不限人，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

　　为此，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北京频频传出剥离城市功能，迁移大型单位，输出人口的意向，多少让人看到一点解决城市病的希望。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实质性的举动始终未露面，所以才有类似单双号限行之类的塞责措施被提上议事日程。原因无他，实在是其中利益让人难以割舍。靠巨大行政权力营造起来的资源高地上，伸展着一条硕大的社会生态链，断了哪一节都不但是这一节中人的损失，也是生态链的断裂，如此共荣共损的局面怎么改变得了？

　　越是环境和交通问题难以解决，甚至连突破口都找不到，越让人不能不深受坊间流传的堪称壮士断臂之举的“迁都”诱惑：彻底调整北京的功能定位，削弱无止境的资源集中，扭转人口持续增长势头，然后，随着行政权力的部分退出，庞大人口开始自发撤离。一旦人口减少，哪怕车辆依然塞满道路，但公共交通的宽敞便捷，总会吸引越来越多市民放弃拥堵的驾车出行，而选择公共交通，看似精妙的单双号限行或者无疾而终，或者都不会问世。不过，且慢高兴，这个看似美好的前景会不会以一个新城市的拥堵和雾霾为代价，如果钟情特大型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