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祥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建立多元资金保障体制等六大方面任务，而在这六大任务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户籍改革已经成为破解新型城镇化推进困局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所谓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了哪里？在业界看来，这种“新”不是说一种新的背景、新的形势或者说新的方法，而是新的制度，它体现在城镇化的制度创新。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虽然每年有上千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然而，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在不少城市中，尤其是大型、超大型城市，“农民”依然是近半数进城人口不可抹去的身份标签，哪怕是在“农民”后面加上一个“工人”的标签，也改变不了他们只能为城市做贡献，却不能享受城市发展福利的命运。

　　产业带来人口，人口带来消费，消费推动城镇化。话虽如此，但在旧的城镇化模式中，产业带来了人口，但人口集聚却没有带来消费，这也是造成中国当前城镇化进程困局的主要原因。归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进城人口没有消费欲望，相反，按照经济规律，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非常高，他们只要手里有钱，要比富人更愿意花钱，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愿意消费，或者说没有能力消费。

　　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指出，所谓“消费需求”，不仅需要有购买意愿，还需要有购买能力，而要想让进城的农民提高购买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可以像真正的“城里人”一样获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的福利，让他们可以后顾无忧的消费，而户籍正是阻碍进城农民获得这些福利的最后一道门槛，迈过了这一道门槛，用精细的制度设计让更多的农民获得城市文明发展的成果，城镇化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