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

　　 最近，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开始担忧起来。部分省份甚至认为目前还不是最困难的，明年甚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政府财力将更困难。

　　 其实，财政紧是相对于财政支出软约束而言。财政实际根本谈不上紧，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财政收入3231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本级）36280亿元，从国民收入分配比重看，上半年中央地方合计的财政收入达68591亿元，占同期GDP比重的约27.7%，且这还仅是预算内收入，若加上政府预算外收入，五险一金，以及国企利润等，政府宽口径的财政收入或可支配资源更高。

　　 显然，若财政不减支和不调整优化，再高的财政收入都将是支出的紧箍咒。更确切地说，目前财政收支结构，以及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职能错位，都需要改变。

　　 表面看，全国财政收入出现源头性疲态，源于经济下行，而地方财政收入紧则受经济下行、营改增、中央转移支付压缩和审批权取消等多因素叠加。然而，经济下行的深层原因，则是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导致经济绩效折损，以及经济缺乏稳定动力源。近年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其财政支出偏重于经济建设，使本可留在高效率私人部门的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于无法产生现金流的一些低效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而其负债期限则较短，进而使许多地方政府负债投资项目，这不仅侵蚀了财政收入，而且令地方政府通过高融资成本的借新还旧进行展期操作，不断垒高地方负债，进而产生格雷欣效应，导致整体经济绩效折损，并最终拖累宏观经济走势，让地方感受到日子越来越紧。

　　 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从两方面加深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一则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各级政府的社保等公共服务支出，而使许多地方政府面临社保支出性贫困。一则人口老龄化预示着中国真实储蓄率趋降，政府要有效缓解财政收支缺口，要么采取高通[微博]胀策略变相提高储蓄率为其建设型财政筹备负债资源，要么强化税收征管和税费改革等各种手段，把财政紧转移给私人部门。比如，最近部分地方强化税收征管的“零散税”、过头税，一些地方政府消费拉企业埋单，以及地方三乱现象开始死灰复燃等等。

　　 显然，这实际上把财政紧变成了民生紧和社会紧，不仅增加私人部门税费负担，而且放大政府财政风险，加剧经济下行风险。并让更多缺乏生存能力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和国企持续下去，进而无法改善地方负债对财政收入的侵蚀，相反使负债包袱更大。

　　 因此，要真正有效缓解政府财政收支窘境，本质上需清晰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减弱地方政府的投资功能，推进公共服务化转型，且唯有政府职能实现为公共服务化转型，才能刹住政府财政收支滚雪球紧缩的链条，而若能在新一轮地方债审计下妥善处理存量问题，财政收支困境不仅可根本缓解，而且为休养生息的减税政策等提供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