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特派北京记者刘杨 实习生詹馨 在传统城镇化模式积累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之时，中央高层提出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市场普遍预期未来新型城镇化有可能成为推动财政金融、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和行政区划等调整的平台，由此地方政府热情高涨。然而，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能否避开惯性思维以及利益诉求冲动，不落窠臼？众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均深表担心，并特别提出要注意协调好农民土地有序流转，协调不同体量规模城市的分工，解决高房价等建议，避免陷入“房地产盛宴”的传统老路。    

　　各地蓄力提升城镇化数据指标

　　在中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内需不足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快速提振，投资、消费结构已经接近“临界点”的判断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寻找新驱动力，调整投资结构已经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城镇化转型刻不容缓。

　　而在去年中央高层提出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之后，市场普遍预期未来新型城镇化有可能成为推动财政金融、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和行政区划等调整的平台，地方政府热情高涨。

　　南都记者粗略统计今年地方两会期间情况看，众多省份纷纷公布了未来五年城镇化目标数据，其中不乏大手笔计划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10%的省份。

　　城镇化要挤掉水分

　　在推进传统城镇化的时候，众多城市大建超高层写字楼、大搞“城市综合体”。另有一些城市以加速城镇化进程为幌子，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

　　而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能否避开惯性思维以及利益诉求冲动，不落窠臼？众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均深表担心。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对南都记者直言：“我跟你的担心是一样的，担心变成造城运动，城镇化是新的增长点，搞好了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不过农民平时跑到大城市务工，春节全都回乡，现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不能真正适应转移，因为城市生活成本比较高，没有市民待遇，他们不可能长期待在城市。”

　　对于破解建议，宗庆后回应南都记者称，首先要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其次是区分大城市和县域分工，大城市主要作为科研中心、商业中心、信息中心和总部基地，搞好县域经济，农村的人口可就近转移，然后将他们原有土地进行流转，在城市安居乐业。

　　而不容忽视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在新型城镇化中分量颇重，由此有望率先在户籍制度上打开缺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亦对南都记者提到，重庆模式中，在确权流转的基础上，实现了农民宅基地和城市土地的有序流转，这个可以在推进土地管理经验中作为参考。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看来，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如果挤掉水分，中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

　　在过去的十年，蔡以政协委员身份先后起草了33份城镇化和土地制度改革提案。“户籍问题成为城镇化一个关键节点，而房子成为农民工落户最大的障碍。要加快发展中国城镇化，解决因户籍问题带来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就必须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事实上，近年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以及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等。从共性看，主要是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