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红秀

　　在当前贫富失衡问题上，分配秩序混乱比贫富差距扩大更为突出，对其整治应该成为相关改革的重点所在

　　贫富差距是现阶段影响社会持续平稳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相关改革方案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或缓解这一难题，至少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的症结究竟是分配差距大还是分配不公？

　　其实，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危害有多么大。因此，经过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比很多市场经济国家有更高的容忍度。比如，有人因技术发明或商业创业迅速致富，有人通过合法经济或正规的资产运作成为亿万富豪，社会上更多地报以称赞或至少默许的态度。而真正让人们深恶痛绝，从而对收入分配制度乃至社会现状不满的，是依靠特权和腐败进行的各种不公正、不透明的收入与财富分割。

　　更严重的是，特权和体制固化导致人们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使基层民众改变命运的希望受限，更易激发社会不稳定。换句话说，在当前贫富差距问题上，分配不公和分配秩序混乱，比分配差距扩大更为突出，对其整治应该成为相关改革的重点所在。

　　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果落到实处，则意味着相关改革不仅是出台“意见”的发改委、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职能，而应包括纪委、司法、市场监管、金融运行等部门的全面介入，甚至正如近期一再出现的网络反腐案例表明的那样，更多的是互联网时代新型媒体介入的全社会监督机制。

　　其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要更多地依赖政府机制还是依赖市场机制？

　　不少人习惯于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殊不知，无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中国东南沿海市场经济率先发展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都更低。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更有利于实现作为劳动者收入的要素报酬均等化。

　　过去10年，政府在社保上的财政投入为总投入的3%。美国该比例为18%，欧洲国家会更高一些。中国的社保，主要是靠自我筹集资金，多交多得。按照相关改革方案，这一比例要提高两个百分点。其实这种提高并不会对收入不平等问题产生较大影响。再如，承诺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但基于官方数据做出的统计表明，农民工平均收入目前已经高于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0%。

　　而且，新的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以及最低工资制度、各种补贴措施，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进而对长期拥有劳动力成本低这一国际竞争优势已经产生不小的抑制，一些外资制造业转移出中国的迹象近年来已经比较明显。在劳动力市场过多依赖行动干预展现的不利后果，无论是一些“福利国家”的近期教训还是我国已有的迹象，都值得深思。

　　其实，市场机制是促进要素报酬均等化的最有效机制，因此也必然是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决定力量。迄今为止，在所有全面“照料”穷人的机制中，市场机制的贡献突出。因此一定要把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所引发的问题与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避免将因市场化改革不足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灰色收入、腐败等问题，归结为市场机制必然的缺陷。有人在政策主张上质疑甚至反对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转而更多地求助于一些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措施，无疑是南辕北辙。

　　在中国现阶段，重拾“市场”信心。收入分配上过多强调政府作用，会使长期以来行政干预、行业垄断以及城乡户籍分离等反市场、低效率的体制机制继续远离改革的视线。其实它们正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各种来自各个层级政府的管制措施，既容易妨碍市场资源的自由优化配置，导致“市场失灵”，也容易导致公共资源在覆盖面与覆盖程度上的不均等，进而造成“政府失灵”。

　　但愿下一步的系统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为缩小贫富差距和进一步发展释放更多的红利。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