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对新型城镇化的“新型”释义，目前尚缺乏一个清晰的概念厘定，以区别过去的城市化。如目前各界把新型城镇化看作是创造新需求的动力源，而这恰是一种结果导向型的幻觉。

　　如果将新型城镇化简单释义为加快人口城镇化率，则很容易陷入旧城镇化的路径依赖。新型城镇化要避免陷入揠苗助长风险，需要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城乡市场化等的制度变革红利。否则，地方政府的财力和当地经济可承载能力，均会令美好愿景付诸东流。

　　近日，由国家发改委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颁布，以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配套细则。而多地也掀起一股新型城镇化热浪，如浙江省近日表示初步考虑建立小城市试点镇用地指标单列制度，争取国家在浙江率先开展撤镇设市试点。

　　根据上述规划，新型城镇化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同时为破解新型城镇化的改革难题，将大幅提高农村征地补偿，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并可能在全国统一推行居住证，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基建等，以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不过，简易解析这份规划，不难发现各界对新型城镇化的“新型”释义，目前尚缺乏一个清晰的概念厘定，以区别过去的城市化。如目前各界把新型城镇化看作是创造新需求的动力源，而这恰是一种结果导向型的幻觉。其依据是目前全球城镇化率为52%，而截至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虽已由1978年的17 .92%提升到51.27%，但若以城镇户籍人口计，中国的城镇化率则只有35%左右，在城市的2.6亿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不足1%，且大约1.6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家属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大量无法享受城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农村户籍人口，被认为是近年来城市化快速发展却未能创造新需求的问题症结，是牵制中国经济转向内需型发展的主要阻力之一。

　　鉴于此，新型城镇化被普遍释义为加快人口城镇化率，即一则通过逐渐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改革，加快人口城镇化率步伐，并基于居住证配置公共服务需求，使大量已在农村无地和少地的“裸农”市民化，一则推进交运、社会保障房等城市基建，筑巢引凤地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硬件基础，使未来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能借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跨期需求)，而且新型城镇化下的基建等投资也将自动创造新需求(即期需求)。显然，主流观点预计新型城镇化若能有效贯彻而不走偏，将有助于促使中国经济以6%-7%的中速发展实行平稳转型，完成中国经济的空中加油。

　　然而，这种对新型城镇化的诠释很容易陷入旧城镇化的路径依赖。其一，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固然能使1.6亿农民工衔入城市的分工社会化体系，但在人口老龄化已使各地面临社保支出性贫困下，地方政府能否有充足的财力为城市新增人口提供必需公共服务，无疑是个艰难的挑战。

　　殊不知，如果说土地城镇化内含的级差地租对城市是净收益，那么人口城市化则是净支出。而目前各地政府即便在保障现有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上都显得捉襟见肘，要为新市民提供与现有户籍人口相同当量的公共服务，无疑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剧城市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之矛盾。以教育等公共服务为例，最近各地城市对异地高考设置了较高的标准，其本质为异地高考触发了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之争，即本地人担心外来人员分享本地公共服务，在政府财力不支下，将可能压低其享受公共服务的含金量。可见，在未能确定公共服务支出的埋单者下，人口城市化的冒进很容易导致本、外地人的身份对峙，引发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二，中小城市化为重点，撤镇设市的小城镇化，与大中城市一样，也将面临着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的可承载能力重压。且不说人口城镇化会加剧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压力，即便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中央增加转移支付力度，有效提高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若城市经济可承载能力无法为新市民提供足够的新增就业岗位容纳空间，政府不会也不可能长期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支撑新市民在城市的生存。毕竟，若如此，各地的社会保障房将可能变成“城市贫民窟”，而难以给城市带来显著的新增消费，从而很容易导致新型城镇化建设蜕变为类似于4万亿的新刺激计划等，如有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将为未来带来40万亿投资，并使诸多以县镇为载体的小城镇，变成类似于鄂尔多斯新城的无活力的空城。

　　鉴于此，最近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强调，今后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展，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和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即新型城镇化的“新”是基于一地经济社会的可承载能力，不可能脱离当地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等基础前提。

　　笔者认为，脱离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持续的生产率改善，任何维度的城镇化都无法为新市民提供有效的就业岗位，而导致在大中小城市出现大量依赖公共服务存活的人群，甚至出现大量贫困县、贫困小城市，徒增城市运营成本，并导致诸多中小城市的地方财政变成吃饭财政，不得不寻求中央的嗷嗷待哺。我们不能说在大中城市都无法养活更多人口下，中小城市就能为人口城市化率提供更多空间。

　　事实上，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的白领，在引发返乡潮现象后再度演绎出重返北上广，实质即为中小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承载能力，不足为返乡群体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使其真正安身立命，而其根源则是当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产生的真实经济增加值有限，难以派生新就业岗位，使经济陷入无就业、低就业经济增长。这佐证了经济增长的秘密是以科技进步为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非物质要素等的简单货币化和再生产，即真正的经济增加值源自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因此，超越经济可承载能力的城镇化，难以带来真正共享式的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要避免陷入揠苗助长风险，需要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城乡市场化等的制度变革红利。如打破城乡经济中各种形式的行政和人为市场垄断等，彻底清除工农商品剪刀差和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市场化扫清障碍，不仅将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而且以农业现代化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分工专业化和市场化，将会释放更多的新增就业岗位，使更多的农民无需背井离乡就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福祉和改革红利，同时使新型城镇化真正有效散发出持续创造新内需的内生活力，有效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缓解部分地方借顶层设计而对城镇化揠苗助长。

　　刘晓忠(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