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尘

　　近日，曾高调发表“不移民”爱国言论的俏江南[微博]餐饮集团董事长、原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张兰被曝已移民加入外国国籍。此事再度引发舆论对包括政界、商界、知识界在内的不少中国社会精英近年来大举移民海外现象的讨论。

　　数据表明，继上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波劳工移民、90年代初的“洋插队”移民潮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波移民高潮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中更加汹涌澎湃。与前两波移民潮不同，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是新富阶层（既包括普通商界新富，也不乏用各种方式发了财的官员亲属甚至官员本身）和知识精英，总体呈现出高端化、大量化和趋势化的明显特点。

　　有业界人士估计，1999年以后的十年间，中国内地有200万人合法获得了外国“绿卡”。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大陆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则显示，中国净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到三分之一；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有将近30%的人有在未来三年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位居全球首位。

　　相关调查还表明，法律制度、教育、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是这些精英选择移民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出于对国内教育、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等的不满，精英们才选择“逃离”（实际上，张兰之所以选择移民，就与法律制度造成其企业的经营环境差、上市融资难有关）。这种不满不仅体现在对现状的不满，还包括对这一现状在可预见的未来得到改善的信心的不足。

　　因为，如果对未来改善的信心尚在，精英们就不太可能会为了一时的不满而选择“逃离”，毕竟移民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包括金钱和时间精力，还包括跨文化生活的精神心理代价。

　　与此同时，未能“逃离”者对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批评和改革呼声也越来越高，教育、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等同样是批评和呼吁比较集中的领域。

　　根据经济学的“退出－呼吁”模型，我们可以认定，上述这些现象表明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治理绩效很可能已出现衰减，社会危机正在逼近。

　　“退出－呼吁”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提出的。这一模型指出，当一个组织出现绩效衰减时，消费者或成员通常有退出和呼吁两种选择。退出多见于经济领域，因为市场一般都存在比较充分的竞争，消费者有足够的选择余地。甚至在没有替代性选择的垄断情况下，只要被垄断的不是必需品，消费者就也可以退出，因为他可以停止使用该产品。呼吁则多见于政治领域，因为主权国家是完全垄断的组织，成员基本没有选择退出的可能（即使能够退出，成本也非常高），因此在不满国家绩效时也只能咬牙忍受并通过呼吁的方式推动其改进绩效。

　　但是全球化有效地降低了退出主权国家的门槛。社会精英不仅拥有大量的金钱财富，而且一般也拥有较丰富的跨文化生存资本，比如语言能力、知识储备、文化心理等（孔子说“士不怀土”，既是对精英跨区域、跨文化生活的心理能力的要求，也是对精英相对具备这一能力的客观描绘），因而具备远高于普罗大众的成本支付能力，可以比较容易地跨越已被全球化大大降低的国家退出门槛，实现对国家的退出，用退出来表达对国家绩效的不满，向其他绩效较好的国家寻求新的更佳庇护。

　　精英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精英的移民退出，带走的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财富。这种财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有非物质的，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特别是，精英一般具有较为理性的建设性思想和声音，其重要性更加非同寻常。

　　因此，当一个国家的精英移民退出的现象在增加时，特别是如果同时出现留下来的普通大众的“呼吁”分贝不断升高的情况，那就特别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赫希曼曾将组织的绩效衰减比作氢球的泄气，指出就像要想使已经瘪下来的氢球重新滚圆飞舞起来就必须及时再注入些氢气一样，要想恢复组织的绩效，就必须及时对组织进行有效的改革，为组织注入新的活力。

　　要想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化解潜在的危机，也只有接受赫希曼所开具的不二良方，大力推进改革攻坚，通过深化改革，提高国家的治理绩效，用较好的绩效挽住部分精英远去的步伐，平息大众不断升高的呼声，以推动国家向前发展。而改革的突破口，就应放在精英和大众不断发出呼吁的那些领域。

　　（作者系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