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季冰

　　实现“收入倍增”目标，不仅需要实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亦需推进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

　　十八大报告中引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之一，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分析显示，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七八年内，能够基本保持过去20多年那样速度稳定增长，且通胀控制在合理水平，考虑到未来七八年内生育率不会显著升高，这一“收入倍增”目标并不难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该目标背后隐含的问题：即自新世纪初出现的国民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它表现为：在整体国民收入中，国家分得的比例走高，相应地民间所得走低；在国家所得的“蛋糕”中，中央分得的走高，相应地地方所得走低。而且，这种趋势需要扭转。

　　过去10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一直远高于GDP增长，有些年份甚至超过GDP增幅的两倍；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一直低于GDP增幅。目前的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已经从1978年的占GDP的48%降到了今天的40%，而在美国、日本等大经济体，这一比例通常都高于70%。当然，中国与上述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有某些不可比性，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走低是影响居民收入增长、推动国内市场消费的一大因素。

　　还有贫富分化问题。虽然它不会影响居民收入的平均值，但却会引发负面的社会心态，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换句话说，即便未来中国经济的增幅继续保持在7%-8%以上，如果分配过程中不平衡的问题不解决，部分民众的收入很可能达不到相同的增幅。

　　因此，实现“收入倍增”目标的一个关键在于制定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解决这一问题，固然需要依靠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但最根本的是，必须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根据市场经济的逻辑，既然收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那么收入分配不公正的根源自然是市场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完善。

　　为了化解这一问题，构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至为关键。分析显示，从宏观层面而言，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教育水平、市场参与机会、完善的资本市场等。

　　教育水平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不言而喻。教育水平越高，掌握的技能越多，变现的机会越大。不同的教育水平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也不同，最终这些微观因素不断在个体的不同人生阶段累积，最终产生明显的收入差异。从国家政策层面，不断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包括保证教育资源投入的公平性和学生升学过程的公正性，由此可以形成社会智力资源正常的流动与配置机制。从长远看，这样能够避免因为教育机会与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收入分配出现失调。这一点有治本之策的味道。

　　市场参与机会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隐性的。一般而言，各类市场壁垒越少，各类市场主体都可以公平地进入各个行业，创业成本低，则会有更多微观私企出现。他们将大量填充市场，其收入水平会得到相应提升，而更多就职机会也将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配置。研究表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具有拉低社会整体收入差距的功效。在这方面，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能够起到调节作用，其作用过程在于让更多人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共享发展成果。对中国当前的资本市场而言，促进各个运作环节的透明化和公正性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最近，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已经公开表示，“监管机构需要对股市下跌承担一定的责任，接受外界的批评”。这样的建设性态度让人对资本市场的未来有了更多充满阳光的想象。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