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大会，人们的期待很多，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更关注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政府保护。因为在一个政府力量很强大，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政府管的事越多，民众的利益客观上被政府不当行政或管理方式而受到侵害的几率也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约束政府的权力就变得十分重要。对此，十八大报告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谈到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时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这被舆论解读为执政党在有关群众利益问题上的“两个凡是”。有了新的“两个凡是”，民众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当面对政府权力侵害时，就有了抵抗的“尚方宝剑”。

　　当然，要使新的“两个凡是”真正落实下来，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和深层的制度变革。就当前来讲，关键是要建立起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制度机制。为此，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变革是必要的。

　　首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管理和调节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和领域，把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交由市场主体去完成。群众利益受损的一大根源是政府管得过杂过宽。或者出于权力本性，或者出于习惯，政府把许多不该管理的事情也管起来，且多是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如审批、资格准入和价格管制等手段来调节和控制经济社会的运行。这一方面会助长民众被管制的心理依赖，另一方面，就是在政府粗暴的执法和管理中群众的权益易被损害。因此，要防止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出现，必须减少政府管理和调节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力和领域，将一些可管可不管的事情交由市场主体去行使，最大程度地使政府成为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其次，还需要改变政府管理和执法的手段与方式。它包括，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但仅有公开还不够，还需要在政府的决策和公共政策制定中，引入公众参与，建立起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制度机制，无疑这要求政府向普通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只有形成了这种决策和政策制定的机制并被制度化，在决策环节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才能被有效阻止。

　　第三，强化对政府权力的各类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现实中许多潜在的政府违法行为或者对民众利益的侵害，因为被媒体曝光后，得到了纠正和解决，从而避免了更多问题的发生。对权力的监督形式多样，如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就目前而言，媒体和舆论的监督是保障群众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的有效手段。这就需要在网络时代，允许媒体和自媒体在涉及腐败和群众利益的问题上，更加大胆地行使监督权，在无处不在的监督下，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被发现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假如说，上述几方面的制度建设是重在防范群众的利益免受权力侵害，那么，当群众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实际发生后，如何建立起保障群众权益的救济机制，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对官员而言，相关的质询、问责、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建立必不可少。

　　建立了上述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新的“两个凡是”才会真正起到保护群众利益的红线作用。

　　邓聿文(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