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另外，财政部上周公布，自11月 1日起至2014年10月 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分析称，进行结构性减税是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微企业的要求。(11月 1日《中国证券报》)

　　从报道可以看出，通过制度杠杆为中小企业减少负担的政策组合拳正频频发力。但是，为中小企业“减税 ”还要同步“减费”。基于特殊的国情，税收之外的行政事业型收费也是企业一大开支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 ，贡献了中国60% 的GDP、50% 的税收和80% 的城镇就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据初步统计，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按收费项目分有69个大类、上千个子项目。

　　如此众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恐怕是比税收更剪不断理还乱的减负难题。由于我国的行政职责划分，某个行政管理领域可能有N 个政府部门主管。对于企业来说，哪座庙里的菩萨都要拜香火不能得罪，否则在日常管理、资质年审、突击检查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受到刁难。

　　事实上，中央政府近年来多次对企业乱收费进行转型整治，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短期内也相当猛烈，但依然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治理瓶颈中无法突破，这源于一种结构性顽疾。向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费用较多的行政部门，既有当年为筹措部分财政资金缺口、政策默许自收自支的历史成因，也有部门权力无限扩张导致公司化、收费化倾向一发不可收拾的灰色现实。如果不对既有体制弊端予以全面革除，不对行政权力过大进行彻底治理，中小企业“减费”几成幻梦。

　　由此观之，为中小企业“减费”首先须对行政部门“减权”，甚至要重新审视整个政府管理体制，消除“公章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与管制，以更公正透明的管理程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如此才有望迎来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第二次中小企业勃兴浪潮，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完善提供市场基石。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