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光东

　　当个税调整撞了一下外地人购车的腰，更值得探讨和思考的也许是，对外地人购车限令有没有必要性，或者以何种方式进行限制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

　　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至3500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点实惠的欣慰。不过，在北京229万不再纳税的人中，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这欣慰或许会变成遗憾。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纳税证明，也就无法购车。

　　问题随之产生了，购车政策该不该微调？

　　理性地看，这购车政策不调有不调的理由。“连续五年缴个税”的条件，原本就是为了给外地人购车设置一定的门槛。北京的车多，无限制地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对于外地人来说，用纳税来限制，也就是要求购车者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五年”的期限，则表明这个经济能力要稳定。

　　无论是从政策制定的初衷来说，还是从政策条款约定的涵义来看，这个购车政策的限制条件都仍然成立，并没有因为个税调整而影响了政策的指向和具体要求。换句话说，其政策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执行不下去，反而对政策指向更加有利，也就没有微调政策以适应环境的必要性。因此，在“连续五年缴个税”这个限制条件不会取消的情况下，坚持这一购车政策，在理论上仍然是说得通的，在理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个税的调整，的确直接影响到少部分外地潜在购车人的利益。虽然合乎纳税条件也未必能买上车，因为还要参与摇号。同时，从实际看直接受影响的这部分外地人的数量其实相当有限。但至少他们的购车梦，此前可以有，此后就不一定有了。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个税调整的欣慰瞬间就变成遗憾，的确有点不爽。因而，从政策执行的人性化角度看，微调一下，关切一下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和感受，也合乎情理。

　　个税调整撞了一下外地人购车的腰，更值得探讨和思考的也许是，对外地人购车限令有没有必要性，或者以何种方式进行限制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此前北京召开有关会议，对几百万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将视作“北京的新市民”。“新市民”的含义即意味着无论是农民工或其他来京务工者，都和北京市民一样享有同等待遇，这体现的是城市的进步与胸襟。显然，这个“新市民”的含义，对于范围更宽泛的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同样是适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不专门对外地人设置门槛，是有其道理的。